对侦查取证的思考

侦查取证是指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固定、收集证据的行为。它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必经阶段和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的侦查取证还存在着法律依据粗疏、观念落后、取证程序和手段非法治化等问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目标,侦查取证必须注意客观性、合法性、结论的唯一性、遵守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等。     

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价值取向的反思

价值取向规定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理性方向和价值认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城镇化本身以及改革内生性四个层面的分析 ,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应该是城镇化 ,而应该重新界定为人口迁徙的自由。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的当代价值与我国民法典的模式选择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为<德国民法典>所首创,并为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民法典制定所效仿.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之所以被众多国家所效仿,是因为其概念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优势可以补充大陆法系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潘德克吞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其价值.我国在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应顺应传统,借鉴并采取潘德克吞立法模式.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价值取向——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

针对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都采取相关措施和方法,以减轻甚至免除患者对医方存在过错以及损害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实行双重证明责任倒置,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中掀起了赞成和反对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交锋,而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基本上废除了对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上,存在着正义与自由的冲突、正义与效益的冲突。正义价值优先,应由医方承担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     

论社会危害性理论存在的价值

社会危害性是由贝卡利亚首先提出来的,其功能主要在于对刑事立法的限制。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并不对立,它们都是以平等、民主和法治信仰为共同基础,二者一起构成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的两道防线。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制定刑法的基础和起点,它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不可替代。     

论灵感思维与刑事侦查

灵感思维是指人脑对某个问题百思不解而在内部或外界因素的触发下突然顿悟的一种思维形式。灵感思维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久思性与突发性的统一、潜意识与显意识的统一、模糊性与明晰性的统一、单一性与综合性的统一等哲学特征。灵感思维在刑事侦查中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可以突破侦查僵局,可以侦破冷案,可以调整或改变审讯方案。刑侦人员只要努力培养和提高侦查灵感思维能力,就可不断提高破案效率。     

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看检察独立

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我国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下,检察权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常常受到阻碍和干涉,因而困难重重。我国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使检察权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     

“侦查管辖中心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公诉案件为基准的考察

以审判程序作为整个刑事诉讼中心的"审判中心论",是刑事程序法治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原则,但"审判中心论"并不意味着审判管辖是中心,管辖只是刑事诉讼阶段性程序启动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基本内容。以《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设置的程序为基准予以考察,侦查管辖在刑事管辖中具有担当"中心"的使命。确定刑事管辖权时以侦查管辖为中心比以审判为中心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科学发展观与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在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掌握法律赋予的广泛而强大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各种财产权利的限制与剥夺,两者的权利必然发生碰撞,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检察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笔者封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应从法律本土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从转变侦查观念、完善立法、转变侦查模式、强化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