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谋略假设

侦察谋略主体在运筹谋略过程中，根据掌握敌情信息或事实材料，运用以往的对敌斗争谋略经验，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出实施侦察活动的策略和方法。侦察谋略假设的特征、意义、方法及验证。     

侦查心理结构的特性及其建构

侦查心理结构是联结主客体的中介 ,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心理系统 ,是一种动态结构。笔者认为 ,皮亚杰的心理建构学说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但不能解决侦查心理结构建构的根源和特征。以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为指导 ,侦查心理结构建构的过程 ,是侦查实践和主体能动创造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     

宪法视角下的侦查目的研究

侦查作为一种证据的查取和保全活动,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侦查都已严格区别于中世纪时期的纠问样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诉讼化、构造化。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侦查目的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制度变迁,只有从宪法性刑事诉讼的高度研究侦查程序的目的才能统筹、整合侦查程序中控、辩、裁三种职能和三方主体间的交错关系,实现侦查程序的良性运作。     

暗示的“质”“量”“度”

暗示有多种类型,有语言方式,辅助语言方式,类语言方式等等;暗示的作用极为广泛,有试探性暗示,批驳性暗示,疏导性暗示等等;暗示在使用上也各具特色,有零度型暗示,轻度型暗示和重度型暗示等等.暗示不失为一种含蓄有力而有效的讯问手段.     

突破与局限：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适用研究-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为中心

如何理解特殊侦查措施，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将特殊侦查措施视为秘密侦查的等同物，是符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立法精神与宗旨的理解。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在我国不具备证据能力．必须经“转化”以后才能使用，由此导致诸多执法困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虽然力图突破这一长期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但...     

侦查错误的类型、原因与预防策略

错误是与参照标准、规范、预期不一致的观念或者非故意行为,而侦查活动具有求真属性、策略属性和规范属性。因此,侦查错误可以分为事实型错误、决策型错误（或策略型错误）、规范型错误。事实型错误的原因包括侦查人员的认知心理等因素;决策型错误的原因包括事实型错误、对规范的理解错误等方面;规范型错误包括事实型错误、决策型错误、偏见、过度追求事实真相等。根据不同错误的原因,可以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     

从上海“钓鱼执法”看政府依法行政

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暴露出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对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法治的精髓。因此，在新形势下，政府该如何行政值得我们深思。     

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

我国现行的警察主导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尤其在控辩式庭审改革的背景下愈益暴露出弊端：不仅难以满足检察机关有效指控、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无法适应侦查监督、保障人权的要求。实践中自发的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是对现行接力型检警关系的突破，其本质是检警一体化，构成了当下诉讼程序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检警一体化模式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参与侦查权的行使，而非检警机关在组织上的一体化，亦非二者角色的混同。我国建构检警一体化模式，不仅存在理论基础，而且具有法律依据。采纳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侦查质量、强化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能力，也便于检察机关践行侦查监督职能。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侦查措施中警察公共关系传播的应用研究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侦查工作变得越来越透明，一方面这种变化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侦查过程中敌暗我明的态势，使传统侦查措施遇到了困境。为了使侦查措施能够破冰前行，本文引入了警察公共关系传播的概念，尝试在保障民众知情权与侦查措施保密性之间寻求博弈的平衡点。最后，本文提出警察公共关系传播的引入必然需要专门的部门和专业的人才，从传媒手段和人才培养入手，讨论了如何构建适合当前警察公共关系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