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侦查假说的作业模式和检验原则——以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为例

作业假说是侦查假说的基本特征,分解式-过程式-回顾式是其不同形态,各有其特定的工作模式;统一性、否定性和客观性是检验一个合格的侦查假说的基本原则;以其要领衡量,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从上海“钓鱼执法”看政府依法行政

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暴露出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对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法治的精髓。因此,在新形势下,政府该如何行政值得我们深思。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侦查讯问的理念转变及制度建构

鉴于我国侦查讯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侦查讯问在理念上应当有所转变: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转变,从口供中心主义向物证中心主义转变,从打击犯罪向保障人权转变。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制度上保证侦查讯问的合法性。     

侦察谋略假设

侦察谋略主体在运筹谋略过程中,根据掌握敌情信息或事实材料,运用以往的对敌斗争谋略经验,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出实施侦察活动的策略和方法。侦察谋略假设的特征、意义、方法及验证。     

我国侦查协作的法律规制及运行评析

从我国侦查协作现状看,我国侦查协作的现行法律规制、当前侦查协作的运行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地方主义、侦查协作的绝对无偿性原则、协作区建立数量上的不足和布局的不合理、侦查协作责任规定不周全阻碍侦查协作的运行等,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完善侦查协作工作。     

两种侦查模式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 ,公安部刑侦局试图通过转变侦查模式来解决破案率偏低和破案成本偏高的问题 ,将“从案到人”侦查模式过渡到“从人到案”侦查模式。不少侦查部门因此认为“从人到案”是一种高于“从案到人”的新型侦查模式。事实上 ,“从人到案”不是新型的侦查模式 ,给“从人到案”模式定指标更不合理 ;“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也没有过时 ,两种侦查模式有各自的适应性。侦查实践中要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采用何种侦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