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JP〗*

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一种“信息密集性”或“信息敏感性”产业,对于金融全球化而言,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科技革命引领和推动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当代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对国际金融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与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间的均衡逐渐被打破,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科技革命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当代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公共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需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国际社会揭开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幕。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处于大变动和寻求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责任、权力相一致和平衡的原则,倡导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加强互联网的运用,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非传统安全基础理论框架多维考察

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非传统安全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之上与时俱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价值论、本体论层面搭建非传统安全的基础理论框架,可以将非传统安全研究诸多议题进行系统性梳理,并形成规范体系。在价值论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呼应时代变革的历史逻辑,又符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内生逻辑。在本体论层面,非传统安全指涉对象为“人的安全”而非“国家安全”,但是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交叠圆”结构关系,并统筹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和合性与优态共存之中;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当更多关注外源性、多源性威胁,并重视内源性威胁与外源性威胁之间的联动;非传统安全的实现方式应当在程序上完善安全化—去安全化的双向建构,在实现路径上坚持全球安全观理论下的共同体路径安全合作。将非传统安全研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并结合地缘政治及国际环境,才能逐渐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范式。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通过分析安全主体在安全政治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可以抽象出其所信奉的安全哲学。以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中国提出与之相匹配和呼应的新安全观,并且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同时,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为线索,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可以被理解和概括为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当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面临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成本问题,包括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内的行动问题,以及包括安全感问题、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和他者问题在内的竞争力问题等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安全外交需要作答和完成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民参军”

促进发展和维护安全是世界各国追求的两项重要目标,而技术的军民融合则是连接发展和安全的重要纽带。二战后,苏联、日本与美国的军民融合实践,分别代表了“旋转耗散”“旋转上升”“旋转下降”以及“旋转环绕”四种大国技术发展模式。这四种模式的不同成效表明,要成功地实现军民技术融合,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在于“民参军”。“民参军”为军用技术提供了负反馈的制约、互补能力的积累以及持续的资金来源。苏联的困境在于缺乏“民参军”,大量军用技术难以外溢到民用部门,最终导致军用部门也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日本的经验是技术从民用部门扩散到军用部门,民用部门推动了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服务安全的军用技术逐步外溢到服务发展的民用部门;在此之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相互渗透,交叉影响。二战后大国技术的发展模式及军民技术融合的成败为中国推动军民融合、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重要借鉴。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