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股权之共有权

股权共有存在于商事活动之中,但没有引起民事共有理论的关注,反映出商事权利与民法理论之间的脱离。股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事权利,相对于市场是财产权,相对于公司是社员权,权利行使均以财产利益为目的,可以适用财产权民事共有或准共有之规则。民法和公司法应该衔接规定股权共有权,消除民商事法律制度的隔离与冲突。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进一步设计股权共有权的行使、分割和转让程序,才能确认和保护公司股权共有权。     

合伙债务的法律思考

本文首先探讨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务的区分意义 ,继而介绍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形式的立法例 ,并在介绍中详细论证合伙人对合伙债务适用无限连带责任的合理性 ,最后笔者就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应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设想。     

诬告陷害罪研究

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不是公民的其他人身权利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行为人捏造的不需是犯罪事实;向谁告发也不是成立本罪的关键问题;本罪是属于与行为犯、结果犯并列的情节犯。     

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

同一个债权被数个担保措施保障,应当区分情况而定担保人相互间是否享有追偿权:在共同保证、共同抵押的场合可存在追偿权,在混合共同担保关系中,物上担保人之间、物上担保人与保证人相互间不应享有追偿权,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反对此说者,在解释论层面不合中国现行法及法理,在立法论层面不宜被采纳,因其未能证成担保人相互间存在着各项义务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关系,利益衡量时未能全面而平等地照顾到担保人的全体,不当地限制了意思自治原则作用的发挥,未把债的相对性和自己责任等原则及规则纳入权衡因素,将目光局限于单一的交易关系,忽视了系列交易、一组交易中各个子交易之间环环相扣、处处衔接的特殊安排。其所谓公平理念及标准以及当事人预期,明显带有解释者的主观偏好,似不中立。至于将降低交易成本作为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享有追偿权的根据,更是偏离了路径。     

股东直索责任性质的博弈解析

我国《公司法》第20条与第64条对股东直索责任采“连带责任”提法，但对究竞为何种连带责任却语焉不详，由此形成学界争议。直索责任的性质问题在本质上是共同连带责任与主从连带责任的制度抉择，是法律对于选择权的不同配置。在由两种责任方式所构建的不同博弈模型中，可观测到债权人与股东各自如何作出不同的行动决策并进而导致何种结果，从而得出共同连带责任的制度安排更为切合制度目标的结论。     

论轮奸的复行为理论与共同正犯说

在我国刑法中，轮奸被定位为强奸犯罪的一种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故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关于泛北部湾经济区外语人才联合开发的思考

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将形成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同时，泛北部湾经济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语言使用情况复杂，经济发展各异，探寻外语人才联合开发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泛北部湾经济区外语人才的联合开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新举措，为加强泛北部湾经济区各国合作消除语言交流障碍。     

肢体关节功能计算方法的比较

目的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的关节功能计算方法．探讨关节功能评定方法的合理性。方法收集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2007--2010年道路交通事故致四肢大关节损伤伴有或不伴有周围神经损伤案件806例．分别应用关节运动活动度和《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务》中的方法（查表法）计算关节功能丧失程度,并根据损伤关节和损伤性质对两种不同方法的评残结果列表比较分析。结果单纯性骨关节损伤642例．两种方法评残结果完全一致。骨关节损伤伴有用圉神经损伤118例,若按直接查表法评定均达到伤残程度,且有33例（28．00％）伤残等级比用关节活动度法评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按关节运动活动度法有21例（17．80％）未达到伤残程度。结论应用直接查表法计算关节功能丧失程度比单纯应用关节运动活动度替代关节功能作评残依据更简便、更科学、更合理。     

清代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共同谋杀之首犯与从犯的认定

根据清律＂谋杀人＂条,按照其在共同谋杀中的作用,共同谋杀的犯罪人被分为首犯和从犯两类,其中从犯又分为加功者、不加功者和从而不行者三种。同时,清律中所附的明代万历十五年条例对区分各共同犯罪人特别是从而加功者与从而不加功者作了严格的限定,即＂助殴伤重者＂方以加功论。但是这一认定加功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遵守。官员们认定加功与否的标准多与清初律学家沈之奇的观点一致。道光五年对万历十五年条例中规定的加功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即将＂助殴伤重＂改为＂下手助殴＂。直到清末的《大清现行刑律》,该条例中规定的造意与加功的认定标准等未再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清律中总则部分＂共犯罪分首从＂条与分则部分＂谋杀人＂条中关于首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及处罚原则不统一的情形并非孤例。而自民国以来,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区分与处罚原则又各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