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习惯的冲突--论判决书语言运用问题

针对目前判决书语言运用中存在的某些顽症加以分析,以期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规范地运用语言,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具体从三方面谈到判决书用语的不规范方言土语的混杂,口语化痕迹的存在,语句锤炼欠佳影响修辞效果等.     

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设置标准过高 ,实质是将实体判决要件等同于起诉条件以及诉讼开始的条件。为此应当改革起诉制度 ,将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相剥离 ,实行实体判决要件的审理和实体争议审理并行的“二元复式结构”。在改革起诉制度的同时 ,法院内部机构也应当调整 ,取消现行的“立审分立”原则 ,不再设立立案庭。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重塑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重塑在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种方案中 ,文章一方面肯定相关立法的进一步修订的做法 ,另一方面反对盲目的引进小额诉讼制度 ,主张借鉴国外简易判决的做法 ,与现行民事简易程序一起构成我国广义的民事简易程序系统。     

谈谈个别化的裁判文书

当前,我国各级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十分严重.写作个别化的裁判文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裁判文书是理性和情感的二元统一.对同一案件,不同的主体对之进行理性和情感的观照,观照的后果呈现出极强的个性色彩.用语言将这种具有个性色彩的观照结果表现出来,这便是个别化的裁判文书.一个好的裁判文书,应该做到理性和情感的个别化.     

“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论常识主义刑法观

刑法学发展至今貌似精巧,但理论构造似乎离生活常识越来越远,使得理论与公众的规范感觉、认同感觉之间的分歧很大。刑法研究无论走何种道路,可能都面临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是常识性的东西,亦或哪些是生活经验上特别值得重视的东西。刑法学回归常识主义,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方面,刑法本身对社会有什么益处?或者刑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刑法学回归常识主义,是否有可能性?亦即使刑法学和生活常识接近,或者尽量回归生活常识、尽量让公众能够去认同是否有可能?如果有可能,则其出发点或者基点是什么?常识主义刑法观对于欧陆刑法学会给予特别关注,强调跨文化的刑法趋同性,肯定了通过刑法保护社会中通行的规范关系的重要性。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之王”,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死刑案件中扮演着“一纸定生死”的角色。通过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进一步明确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有助于切实保障案件裁判的司法公正、维护案件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物权法第28条中的“法律文书”的类别及其具体类型

物权法第28条规定:由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发的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这里的法律文书在类别上是形成性的。在现行法上,符合这个要求的法律文书主要有:人民法院或仲裁委员会的分割共有物的法律文书、撤销有关物权变动合同的法律文书、撤销诈害债权行为的法律文书以及撤销特定情形下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变动物权的决定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和依照情势变更规则解除有关物权变动的合同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就履行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关物权变动的合同、确认该合同无效或该合同的解除作出的法律文书都不是形成性的。     

关于民事诉讼公开宣判制度的改革建议

《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公开宣判制度的规定,因为程序繁琐、有可能提前泄露审判机密等原因,并不被法院的审判员和书记员所接受。这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冲突,说明这项制度的设计存在着不科学、不适应现实的问题。作者从多年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对民事诉讼公开宣判制度的改革建议。     

THE KOLMAR V. SUTEX CASE ON RECIPROCITY IN FOREIGN JUDGMENTS ENFORCEMENT IN CHINA: A WELCOME DEVELOPMENT OR STILL ON THE WRONG TRACK?

In December 2016, the Nanji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n China issued its ruling in the Kolmar v. Sutex case, where a monetary judgment from Singapore was recognized and enforced against a local textile company. The case confirms that once a foreign country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Chinese courts will follow up to enforce judgments from that country reciprocally. This is the doctrine of de facto reciprocity adopted by some Chinese courts. The paper surveys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ese courts and finds that this area of law is full of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ies due to the lack of applicable rules. Recent developments suggest that China may move away from this approach and adopt a relaxed version of reciprocity, which is worthy of close at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