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研究

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作为我国专利法上一项新生的侵权抗辩事由,在实施中尚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通过追溯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的起源和发展,考察主要国家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的具体内容,分析了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在实施中将面临的困惑,并从适用范围、专利补偿期限、专利链接制度三方面入手,对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充分实现专利药物制造商与仿制药物制造商、药物制造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对刑事错案界定与判定的辨析

刑事错案在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其危害之深度和广度,也为社会所认知,然而对刑事错案的判定与界定,学术界和实务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科学合理的界定和判定刑事错案,不仅对刑事错案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错案的预防、救济、追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车辆接触相对运动关系的判断

作者结合实际研究了交通事故或涉车案件中,如何判断两车是否接触、接触时的相对运动关系等问题,总结了两种较有效的判断方法。     

美国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评介

美国证人豁免权制度由来已久。由于警察证人属于证人的一种,美国通过判例的形式在证人豁免权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作为证人豁免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与有限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但均未涉及警察证人豁免权问题。尽管目前我国在警察作证方面的主要关注点仍然集中于如何保证这一制度的贯彻和实施,但随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警察证人的豁免权问题会逐步凸显出来。美国在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方面的有关做法,如豁免的权限与范围,豁免的方式与程序等会给我国警察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与证人豁免权制度的完善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行政裁决纠纷的诉讼选择

在解决行政裁决纠纷应采用何种诉讼这个问题上,我国的相关规定并不统一.相关立法的真正意图难以分辨,似乎只是权宜之计.行政行为的效力、裁决机关的态度、行政裁决的准司法性等命题都不足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支点.必须立足于行政裁决纠纷的圆满解决,从原点出发重新审视问题.所谓的“一并解决”倾向似属庸人自扰,而所谓的“裁判不一致”多属误解.当前最佳方案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归其位.只有科学合理地设定行政裁决,行政裁决纠纷的诉讼选择问题才会彻底得到解决.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和范围,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学术界的解释也难以统一,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立法实践。在造成高法低定和低法高定的同时,还使基本法律的分布极不平衡,个别重要领域甚至基本法律完全空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亟需厘清基本法律的标准,实现范围扩张,使法律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部更加协调、体例更加科学、调整更加有效。     

明清时期田宅相邻关系研究

在明清时期,虽然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田宅相邻关系如何调整,但是,地方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情理对此类纠纷作出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的处理纠纷的原则、理念竟然与当代物权法不谋而合,可见情理与法律制定的理念是相通的。     

民事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研究之反思——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为分析工具

在大陆法系语境中,民事诉讼学者对于＂既判力是否及于判决理由＂的议题提出了众多精深的理论。然而这些学说并没有使我们对客观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反而越发地迷失在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之中。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复杂的理论仍然建构在古典当事人主义的根基之上,固守司法克制的基本原则,而对法官司法能动性的积极功能认识不足。     

当面说理、强化修辞与重点推进——关于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说理场合不当,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修辞力度不够,有法无情,自言自语;案件难易不分,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问题都属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考察影响判决书说理的各种因素。除判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外,我国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僵化的诉讼文书样式、判决书狭隘的法律意义和对判决书表达错误的容忍等一些细微的体制机制是导致当前的判决书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基本措施是：废除和改进约束法官的制度,保障法官审判的能动性;建立判例制度,鼓励法官有重点地当面说理和加强修辞;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制作中的重点示范作用。     

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如何设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何确定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因此诉讼类型制度不具有拓展受案范围的功能。从完善诉权保护的角度来说,虽然可以考虑引入无效性确认之诉、继续确认之诉与预防性诉讼三种诉讼类型,但不可高估其意义。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系以非明文规定方式建立了类型制度。是否明文规定诉讼类型仅具有形式意义上的区别,不会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构造形成实质影响。改良行政诉讼制度应着力推进实质意义上的诉讼要件制度的完善,不能寄希望于明文规定的类型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