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良性构建

进一步深化民事审执关系改革,应充分认识执行权的司法权本质,并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其行政性特点。因此,二者在职能配合与职责分立上,必须在立法上为执行权正名;充分认识审执兼顾,避免机械办案恶果;深化执裁分立。从执行权自身特点出发,应注重纵向上管理方式的改革,横向上构建执行官的单独序列以及推行执行警务化的试点。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制度的改革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两重性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其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其司法性质就体现在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法律监督权四项权能的运作特点上.要进行检察制度改革,有必要尽快建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可操作性制度;强化检察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领导下的独立检察官制度.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涉外行政诉讼

我国学界对涉外行政诉讼已经形成了以主体涉外为单一标准的固定认识，并顺延出从概念到范围再到规则适用的基本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已经不能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案例，因此，拓展涉外行政诉讼的认识视角，以司法为核心，以涉外特殊规则的适用为标准判断涉外行政诉讼的范围，由此而形成多元涉外因素的判断基准，这种建立在司法实践基础上的涉外行政诉讼认识观，以涉外特殊规则为内容构筑体系，以涉外因素的多角度判断代替主体具有涉外性的单一标准；同时应当改变以专章规定涉外行政诉讼的立法模式，主张将涉外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分散规定在相关条款中。     

变革时代政法人的司法使命——沃伦与王胜俊能动司法哲学观比较

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正确的司法哲学指导司法活动，积极回应时代的司法需求，是政法人的时代司法使命。作为中关司法能动的主要倡导者，沃伦和王胜俊都主张司法应积极回应政治和变革时代的民众权利需求，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注社会实质正义，注重司法结果衡平。但由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巨大差异，二人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适用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法律的正确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为此 ,在刑法理论上应当加强法教义学方法的研究。刑法教义学方法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包括刑法解释方法论、犯罪构成方法论、案件事实认定方法论以及刑法论证方法论等。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类推解释、犯罪构成类型化特征、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法律论证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法官解释之方法智慧重述

审判的过程,需先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裁剪,继而以法律事实为据解释法律,重构审判规范。法官解释法律的方法智巧虽多,归根结底应服从于终极之目的解释。结合具体案件中的法律事实,法律经由文义、体系、法意、目的解释可以构造出适合个案的审判规范。     

论民事诉讼审判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权力只有受到良好的监督与制约才不至于被放弃或滥用。文章从确立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目前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的具体措施与有效途径。     

是否应当回归“马锡五”——兼评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和司法改革的要求,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再具有现实的适用可能,然而其内在价值却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这个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之争。当前司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司法职业化所造成,司法改革依然应当坚持职业化的方向。     

大调解机制中的治安调解研究

治安调解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在受案范围、功能、程序规定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互补性。大调解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应以内涵发展的方式构建大调解机制,并在大调解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