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和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指导性案例产生的根据、程序及障碍

指导性案例的形成，以实践理性为哲学基础，以人类行为的可重复性和相似性为社会基础，以高质量的裁判文书为文本基础，还需经特定机关依相关程序确认。关注如何形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妨碍指导性案例生成的制度障碍与现实困境。     

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犯罪的罪名应确定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是本罪犯罪构成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本罪与他罪发生关联时应按照罪数理论进行认定和处理。     

对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证据的探讨

DNA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DNA证据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关于DNA的鉴定和证据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上访潮背后的深层原因解读

上访制度是一个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全路救济的机制。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虽然这一制度在各个时期不同，但一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矛盾凸显，上访出现了高峰，尚有加剧的趋势。需要解读的深层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传统政治文化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影响；第二，移植的西方司法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不契合；第三，现行制度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第四，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失衡。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理基础与美国司法实践考察

跨国公司作为输出资本的重要工具，其营利性必然与东道国人权保护政策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判例，以不方便法院理论、私益与公益平衡原则为根据主张对海外人权违反案件的诉讼管辖权。我国应适当借鉴美国经验，积极立法，适时主张对此类公司在海外实施的人权违反案件的管辖权，合理维护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商业利益。     

再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

在我国,司法变更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国家权力的具体配置。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过窄,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有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探析

收养必须符合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并同时履行收养法定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这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收养制度存在冲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收养的国家监督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趋势不相吻合。立法上有必要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取消收养登记机关宣告收养无效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