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关于检法关系的设想

配合制约原则是调整我国检、法关系的指导性准则,也是我国配置控、审刑事司法权力的基本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众需要的转变,指导检、法之间关系的配合制约原则也日益暴露出问题。为此在考察西方国家司法经验,权衡利弊对理想中的检、法关系的评析,同时提出今后我国检法关系的发展方向,即确立法院中心化地位;检察官的地位、工作重心将发生位移;为了实现保障刑事司法公正最低标准,提出检法关系调整的方案。     

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法院监察目标之设定及其实现机理

与行政监察不同,法院监察应该确立三个独特的目标,包括保障诉权实现、促进司法独立以及落实司法责任制等。中国关于法院监察的立法层次偏低,全国人大应在合适时机制定统一的《监察法》,并对法院监察作出相应规定。在此之前,法院监察可以通过适当植入异体监督因素的方式来抑制同体监督的不利影响,提高监察行为的实效性。法院行政管理者集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于一身的制度安排有害于司法独立。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实现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的彻底分离提供了契机。法官惩戒权可以统一由国家和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行使,由此必须在制度上重塑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之间的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问题的法律思考

拆迁引入司法裁决机制,可以通过司法的力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给行政权力在拆迁中戴上法律的枷锁。本文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有关司法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入手,分析司法强制执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价值、启动的条件、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旨在能有效解决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司法强制执行出现的问题。     

利用网络言语特征刻画犯罪嫌疑人基本方法研究

随着网络语言广泛普及使用,犯罪言语呈现出网络言语独有特点。本文研究犯罪中的网络言语现象,揭示其个性化、形象化、口语化、符号化等特征,从语言学及鉴定学层面分析网络言语识别的可行性,并总结利用网络言语特征刻画犯罪嫌疑人性别、年龄、职业、民族、文化程度、心理的技术方法。     

论库存现金的司法会计鉴定

现今社会,利用库存现金进行犯罪的经济案件不断增多,因为库存现金在企业资产中的流动性最强,常常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对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需要对库存现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本文详细介绍了对库存现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鉴定方法与鉴定要求等,并介绍了常见的利用现金造假账的手法,以期对司法会计实践工作提供帮助。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     

法德司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法德两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因其均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司法制度,对本国文明的高度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应吸收法德司法制度中的精华,调整现有的审级结构,重视司法改革和司法保障,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制度。     

司法令状思考四题

建立司法令状制度是司法界的一贯主张。司法令状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司法令状的实践运行表明,其本质是行为的合理性。事实上,司法令状远没有达到大多数人所宣称的那种功能,执行官员也总是在想方设法逃避适用司法令状,如紧急情况下的搜查、扣押或逮捕等。因此,我国进行司法令状制度设计时应借鉴以往的经验,做到有的放矢。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再调查与再思考 ——基于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的深度分析

通过再度对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侵权平均判赔额依然较低，“法定赔偿”占绝对多数的状况仍未改变，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虽已出现，但适用率极低。然而，并不能仅仅根据平均判赔额就简单地得出“赔偿低”的结论。深度分析发现，批量案件尤其是商业维权案件的大量存在，对相关统计结果的干扰性影响十分显著，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负担过重等法外因素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建议限制商业维权诉讼，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明确证据规则和赔偿计算方法；严格“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并取消“法定赔偿”限额,同时加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