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与我们的对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WTO的一系列规则将对我国法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法律的信息化,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和促进法律的职业化等。协调国内法与WTO法的不一致,应完善立法工作,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强法学教育。     

侦查权的法理分析

侦查是从保全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方面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性权力 ,只能由警察机关来行使 ,具有强制性、效率性、法治性和秘密性。侦查权独立于公诉权 ,但是受公诉权领导 ,对立于辩护权 ,并接受司法权的制约。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处理好各种权力的关系 ,形成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     

“严打”的度量分析——以法律经济学为视角

严打作为我国一项阶段性的执法策略 ,虽然较有成效 ,但并不尽如人意。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和刑罚威慑效应出发 ,以法律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度量分析 ,以期达到理性控制的目的 ,有着重要的意义。     

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构想

现行行政诉讼法多元化的诉讼目的不利于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应确立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为唯一目的 ;过于狭窄的受案范围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公民权利的救济需求 ,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公民的政治、经济、劳动、教育等权利的救济均应纳入受案范围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利害关系人排斥在原告范围之外 ,显然与立法宗旨相违背。而将被告恒定为行政机关使大量行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的行为不受司法监督。因此 ,行政诉讼的原被告范围均有扩大的必要。行政诉讼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浅析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及对策

司法公正已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不仅侵犯了公众的合法利益,也放纵了违法犯罪,是对法律的不负责,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声誉,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探讨,寻求解决司法不公的有效途径。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论警检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警检关系存在三大模式的分野,但各国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关系,又具有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只不过三大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英美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判程序,而大陆模式、中俄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前程序。但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司法改革看,三大模式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警检关系开始出现紧密化的发展趋势。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保护措施,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抚慰被害人的人性化治国理念,也表明了国家自愿承担国家义务的负责态度。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学说: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和社会保险说。各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因受不同理论思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各国的具体制度设置来看,构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及时补偿原则、优先保护原则和就低不就高原则。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件:第一,适用补偿的对象。第二, 申请补偿的条件。第三,补偿审议的机关。第四,补偿范围、金额及方式、补偿程序等。笔者认为,从现在经济层面、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等诸方面看,在我国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