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全球化的法律实现机制初探

司法权威的全球化是伴随着法律的全球化而出现的一种法律现象。司法权威的全球化也可以表现为全球范围的法律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法律精神趋同以及司法在国内与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的普遍提升。司法权威的全球化途径主要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中介实现司法权威的全球化;通过区域法院实现司法权威的国际化;通过DSB争端解决机制和WTO规则的适用实现司法权威的全球化。     

刑事诉讼法律观的嬗变——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评析

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辩论式诉讼模式的确立 ,证据规则的发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转换以及被告人认罪的特别审理程序等项内容 ,构成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新亮点。尤其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和自由保障的优先性考虑 ,对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向追求 ,成为支撑新法典的全新价值理念 ,也是对一些守旧的传统法律观念的否定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与司法审查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的特征之法律概念,其包括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外围。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存在是由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决定的。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理论上就有可能存在多数适当的判断决定。那么行政机关就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适用,是否存在不受法院审查的决定权限?这确实是公法学上的一大难题,也是公法学的一大重点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涵义、适用以及判断余地理论分析研究,对我国行政诉讼具有现实意义。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的必要性问题值得关注。     

关于完善中国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的几点思考

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许多空白或重大不足.一方面,中国立法的某些缺失无法对双方的刑事司法协助给予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持,以致于双方在协助中产生矛盾与不协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有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其协助形式大多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增加一些新型的协助形式应为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应加快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完善工作.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关于中西检察权本源和属性的探讨

西方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公诉权 ,而中国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 ;西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 ,而中国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就是法律监督权。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检察监督权 ,中国检察改革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市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刑事和解制度分析

刑事和解的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它在降低了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了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其效益与效率均有不确定性。目前,我国移植这种制度尚不具备相应的理念基础、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借鉴与吸收。     

论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目的

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目的理论是构建该法律制度的基础和实施该法律制度的指导。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应包含三个目的:人权保障、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正当程序保障。三个目的都应统一在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当中,通过这一制度平台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