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实践中的痕迹鉴定和同一认定结论

痕迹鉴定是一种司法活动，经鉴定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同一认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价值，某些时候成为定案的主要或唯一证据。但在实践中，却曾发现本来只能给出种类认定等其它结论，却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或者能够得出同一结论却只给出种类认定等其它结论。前者有可能误导法官，被法庭采信成为定案的证据之一，导致冤、假、错案：后者则淹没了同一认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应有的价值。只有掌握痕迹鉴定的规律，充分挖掘痕迹本身的信息，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同一认定结论的司法价值。     

论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性

刑事诉讼中有多元利益主体,不同主体有不同价值追求;加之,刑事诉讼是一个流程,在诉讼的不同阶段中,其价值追求是不同的。由此,决定刑事诉讼的价值是多元的,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抗、妥协、公正、效率、和谐。尽管不同的诉讼价值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但都是服务于保障人权或打击犯罪某一方面或两方面目的,因而多元价值之间自成体系。随着诉讼流程的推进,诉讼价值是依次得到实现和提升,并且向诉讼的终极目标——诉讼和谐不断接近。     

行政裁决诉讼的不确定性及其解决

行政裁决系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以中间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程序,对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为。行政裁决行为归属具体行政行为的普遍性与区别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带来了从行政裁决的对象上考察案件性质和从行政裁决行为性质本身考察案件性质的不确定性,进而造成了行政裁决司法救济途径的多样性。行政裁决的三种司法救济途径各有利弊,并且都面临理论与实践、法律规定与审判效果的冲突。这些冲突造成了行政裁决理论研究的困惑和司法实践的不统一;因此,应该创设一种新的诉讼形式来解决行政裁决司法救济中的问题。     

法治政府的宪政诉求与宪政途径

法治政府建设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法治政府的终极归宿在于维护民权，保障民生，顺乎民意，法治政府所体现的“民本”思想与完政理念完全契合，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支配和指导作用，构建法治政府必须遵循宪法精神，反映完政诉求，在完政的框架之内运行。     

论刑事司法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死刑的限制与全面废除并不完全取决于民意的走向,也不是哪位政治家一夜的梦想就能够实现的。死刑作为一种既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已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因为其特殊的功能而形成一种深深的历史印迹,洗刷这种印迹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一个司法检验立法的过程,以及立法自身完善的过程。     

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去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去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是《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法律空间性的含义可以从“城市——乡村”、“国家——社会”、“西方——中国”三个视角来阐释，这种阐释立足于真实生活，对于法理学研究而言，这种立足真实生活的民众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中国法理学寻找个性化的话语，努力让法学言说更加靠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     

论司法权威的权利文化基础

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