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国追缴职务犯罪所得相关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追缴犯罪所得做出相关的规定,但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追缴犯罪所得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腐败犯罪资产追缴与返还机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专门的犯罪所得立法还有较大差距,不利于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追缴职务犯罪所得国际司法合作。应当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追缴腐败犯罪所得机制,借鉴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成熟的专门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追缴职务犯罪所得制度,从而为全面开展境外追赃提供法律支撑。     

WTO与司法审判的借鉴和应对

2001年12月1日,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入世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司法审判而言,同样是机遇挑战并存。为此,不仅要熟悉规则,而且还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工作,既要弄清WTO协议与国内司法实践的基本关系,又要借鉴WTO争端解决机制促进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和审判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快作出开放性、防范性和保护性的回应,以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促进竞争与合作,提供司法保障,发挥职能作用。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实务思考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不仅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理念,更是符合国情的当务之急。有必要在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其现实意义,并通过相关主体的努力予以有效落实,同时运用法治理念对其加以限制以免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迹。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外部控制及其反思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外部控制是不可或缺的,但单纯的外部控制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待或审视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中心的外部控制体系的话,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行政自由裁量广泛存在且业已渗入人们生活细节的情况下,理性和务实的做法乃是在坚持外部控制的前提下,再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共同担负起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促进裁量正义实现的重任。     

中国调解功能的演变及制度创新启示——基于1988年至2010年统计材料的分析

为回应法学和法律界对调解的不同评价以及相关制度创新的争论,基于对1988年至2010年我国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司法非调解方式结案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中调解的功能是在下降的,但在今天,调解仍是我国纠纷解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人民调解的功能呈下降趋势,而司法的功能则在不断上升;在司法中,司法调解的功能总体上在下降;在婚姻家庭继承、合同纠纷、权属侵权及其他三大类案件中,司法调解的功能各不一样。由此,我们在相关制度创新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切不可以一刀切或以运动的方式推行。     

混合型审判机构:惩治国际犯罪的新途径

混合型审判机构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事物 ,通过介绍东帝汶、科索沃及塞拉里昂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混合型审判机构 ,并且在考察现存和正在商议中的混合型审判机构的基础上总结了其特点。由于混合型审判机构的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及其他优点 ,决定了其可能替代国际特设刑事法庭 ,在惩治国际犯罪司法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Public Outrage,Media Spectacle and the Kapunda Road Royal Commiss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the judiciary in respect of a legal case that provoked public outrage. This outrage entered into the media spectacle and was channelled by the executive into calling a royal commission. The royal commission was charged with re‐examining the police actions and the legal case. However, hidden behind its narrow terms of reference was the larger question of justice being ‘blind’ to a network of privilege. As such, the royal commission had the potential to threate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公共法律案件”的法理意义初探

近年来,一系列标志着司法活动由国家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公共法律案件"使得我国法理学研究有了新的标本。揭示这一类案件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透过司法过程总结我国当代转型时期法律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清末部院之争初探

清末为仿行宪政而进行的官制改革使传统的司法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法部由于承担了包括审判在内的过多职能而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实现审判独立 ,大理院与法部就死刑案、重案的复核权及人事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政府未能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致使部院之争逐步升级。在清政府行政手段的调整下 ,部院之间终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就权限划分达成一致。部院之争不仅是政治体制近代化过程中机构之间的权力之争 ,更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实现彻底分离这一变革与传统体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论司法权威的生长

司法权具有多义性,从广义上可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而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应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和司法权威密不可分,司法权威的失范是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背离。司法权威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失范司法权的攻击性、混沌性、非终结性、非及时性。我们必须对司法权威的失范进行矫正,寻求规制司法权威失范的“阿基米德基点”,回复司法权的正义品格,使司法权威成为民众的信仰,实现司法权威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