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向社区矫正范畴的延伸

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预示着我国刑罚制度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演化,这种新的行刑方式亦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检察机关须改进法律监督的职能,并向社区矫正全方位延伸,才能使社区矫正工作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实证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义务,并对检察环节开展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和相应职责予以了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活动的密闭性、审查模式的单一性、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在审查过程中自由裁量缺乏必要的规制等问题制约了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效。为此,有必要从审查程序、配套制度以及认证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

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明代滇、黔移民特点的比较,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屯堡人及其文化形成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和补充。     

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

忽必烈与儒士的关系,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这二十年间,儒士们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得到了重用.这是由于忽必烈为了取得天下的缘故.而从1262年至1294年的三十多年里,忽必烈却逐渐疏远和压制汉族儒士,到最后弃置不用.最直接原因就是忽必烈认为儒士不忠、无用.     

岷江上游地区晚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与民族迁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伴随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对这一现象的产生一般从政治、经济、战争、饥荒等角度加以解释,而环境因素的作用一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岷江上游多民族分布地区为例,分别论述岷江上游地区晚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和民族迁移的历史,并由此探讨环境变迁与民族迁移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环境变迁对岷江上游地区民族迁入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干旱寒冷气候的变化迫使当地民族向气候适宜地区迁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气候的突变引起的洪涝灾害以及资源缺乏等使农业生产力降低,从而促使社会动乱并导致民族迁移。     

中国检察权及其权力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权产生于上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制度一项重要的宪政成果.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和中国传统的检察制度,共同成为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经验材料和制度参照.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府两院"制政权结构模式下,法律监督权是中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和制度特征.检察权的配置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方面,以监督行政行为和法院审判为基本理念,强调逻辑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微观方面,以监督诉讼为主要内容,关注监督的现实需要和操作需求.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犯罪可以界定为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有重点的发案领域,并且同国家公务员利用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索取、收受贿赂紧密相关.检察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主要承担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加强诉讼监督以及结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协助有关行业或者系统、领域建立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完善立法以及法律政策界限的厘清,将是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和保障.     

韩国检察制度简介(上)

韩国通过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检察制度,共经历了五个时期.韩国的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采取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奉行严格的追诉标准.韩国检察权的内容广泛,包括:对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的请求权、执行裁判的指挥监督权等多项权力.检事是侦查的主宰者,具有准司法机关性、独立性和身份保障的法定性.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思考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既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体现.但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实践中长期努力和不断探求.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须就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影响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因素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