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S.鲍尔斯和H.吉丁斯的对应理论及其转向

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产劳动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以也必须用来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试图论证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学术视角,关注到了潜在课程,也为冲突、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石,对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     

健全法制 弘扬文化 促进中国信托事业新发展

200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发布,9年来,《信托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是不足之处,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所以应尽早修改《信托法》,进一步加强信托法律法规建设。首先,现有条文有必要修改;其次,内容需要补充完善。     

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的一剂良药——也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空前高涨,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在行政诉讼制度缺陷凸显,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信访这一维权方式,"信访不信法"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时的常见状态。《行政诉讼法》可以以信访活动为视角,从立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修改,从而祛除人们过多依赖信访、"信访不信法"的症结。     

论管制刑的适用与完善

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它是针对犯罪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并且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而专门设计的。由于没有规定违反管制刑的后果或处置措施,管制刑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从而导致管制刑被虚置的情况发生。管制刑不应被废除而应予以保留。为了使管制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管制刑的内容、执行程序上进行修改、完善。     

诉讼类型在《日本行政诉讼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观察视角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当代世界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日本行政诉讼法》是典型的诉讼类型法定化形态,它以诉讼类型为纲,以不同类型的诉讼规则程序为目构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体系,便于以所有诉讼类型的有机整合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较好地设置不同诉讼类型有所区别的诉讼规则程序。这种立法技术虽然有利有弊,一些国家在采用诉讼类型法定化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争论,但它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借鉴意义。     

新《公司法》一人公司规范之疑义与缺失

新<公司法>在第二章第三节关于一人公司的规范共有7条:一人公司法律适用以及法定形态;一人公司的资本金以及设立的限制性规定;一人公司公示要求;一人公司股东决议;一人公司财务报告;一人公司股东连带责任.就以上各条规范逐条进行分析,指出各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意见.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被提到本届人大立法日程上来,其修改论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原则、框架、理念上,鲜有对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详细考察论证的。而作为操作规程的诉讼法,其每一个细微之处的设计都是不能忽略的,如刑事诉讼法中的职能与职权划分的界线及特赦的问题,已死亡被刑事追诉者的非法财产追究问题,强制措施中的某些具体操作环节问题,羁押期限延长的合理性问题,二审中发回重审裁定中的问题等,否则修改后的法律仍然脱离不了“弹性规则”的窠臼。     

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则下,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作了完善,是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问题与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加以弥补。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