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的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司法审查,“高级法”观念,法官的权威和适当的法律方法。正是这几个方面保证了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

从我国民事诉讼领域观察,回避制度在回避原因、适用程序两个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在实践中导致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后果。有必要对我国回避制度进行规范分析,并对司法实践运作状况加以考察,对民事诉讼回避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对于"违宪审查"的概念分析

违宪审查热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一个误区.抛弃倾尽全力论证和推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理想主义,首先应该探讨的是违宪审查的基本概念.应该严格界定违宪的概念,尤其是要与违法区分开来,继而分析究竟什么是违宪审查,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违宪审查的现状.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 ,事关反垄断法的命运 ,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在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位、职能设置、程序安排诸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赋予该机构显要的地位和超强的权力 ,以保障其执法的有效性。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使命将是如何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 ,其斗争将是异常惨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反垄断法讨论稿设计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方案 ,存在着严重缺陷 ,据此而行 ,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是令人疑虑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计必须废弃作为现有行政机关下属机构的思路 ,凸现其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社区矫正的适用问题

社区矫正符合行刑个别化、轻缓、谦抑的思想而为各国广泛采用,但在其适用方面,问题较多。比较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情况,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施行权符合分权与牵制的思想,对于落实狭义的司法权也有裨益。但是公安机关依法享有的部分施行权也应当保障,将社区矫正工作和公安机关社区警务的推进结合起来可使社区矫正工作更为经济,也更有保障。     

作为一种制度权利的人权

权利是它的所有者通过法律、道德、秩序或其他形式而获得的有利地位。实证性权利既包括制度性的经验事物如国家和契约,也包括观念性的现实事物如自由和习惯。由于无论国家还是契约,自由还是习惯,都有其不能脱离先在的权利来谈论的局限,因此,权利的来源往往被追溯到具有逻辑先在性的东西那里。传统自然法理论把自然权利看作是实证权利的前提,现代人权理论则否认有脱离制度安排的抽象权利。从地位而不是从来源出发来理解人权,是现代人权概念区别于传统自然权利概念的最大特点。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沟通:实现人性化执法的有效保障

执法手段由粗暴走向人性化,是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理念的重要转变,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在当前人性化执法中出现了一些冲突甚至暴力袭击执法人员的事件,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原因上分析,不但有执法对象的因素,也有执法人员自身的因素,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其中,政府及其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是人性化执法遭遇障碍的一个深层原因。只有增进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才能有效保障人性化执法的良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