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遏制规避法律行为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当务之急

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在一些地方较为普遍，其恶化了劳动关系，破坏了法律秩序，干扰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危害甚大，应当依法予以监控查处，对于以规避劳动合同法为目的的“培训班”应当取缔。     

论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无名合同是相对于有名合同而言的。无名合同的存在，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尊重，也是为了弥补成文法所共知的缺陷——局限性。区分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的意义在于如何适用法律。而研究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应将无名合同做合理的分类。通说将无名合同分为三大类：混合合同、联立合同和狭义的无名合同。根据不同的合同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方法。通说采用较多的为吸收说、结合说和类推适用说等。     

两大法系检警关系及其借鉴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关系,科学构建检警关系对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研究世界两大法系检警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甄别和借鉴的基础上,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检警制度。     

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近年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在公正审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改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便贯彻落实《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要想使我国真正地实现《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不仅需要紧紧围绕公正审判权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而且需要对其他与之相关的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需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关键,是充分认识物权法中"物"、"权"和"法"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并把握好物与物、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权以物为客体区别于知识产权、人身权与债权,并筑构了民法的完整体系;以明确物的归属,规范了财产权利的界定,实现定分止争,以明确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规范权利的延伸,实现物的增值;物权法以明确财产权来保障人权、推进发展、促进和谐,因而是人权之法、发展之法、和谐之法。     

正常经营中的购买人制度研究

我国物权法第181条规定了浮动抵押制度，为配合该条规定，第189务第2款规定赋予了购买人时购买物有对抗该物上的浮动抵押权人的权利。可是，仔细研究后便可发现此规定对购买人权科的赋予必是一般性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对以下做出具体性规定：一是对于购买人的主观状态即善意、恶意做出具体性规定，二是对“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购买人做出明确界定。三是对于先期存在之浮动抵押登记与否要作出区分。     

另类法律文化解读——世界三大宗教法的价值论略

世界三大宗教法——古印度法、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诞生于特定的土壤环境，具有不同的内涵与价值。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大宗教法对社会生活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世俗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后，逐步走上现代文明法制的轨道。     

论法律的有限性

法治社会至少是目前为止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随着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法治社会进程或多或少迟缓了脚步,但其缓慢的进程恰恰是反思法治、改进法治继而为加快发展的时机。正如快速的奔跑难以容下迷思而闲庭信步催生灵感一样。过分对法律的迷信和过分对法律的轻慢均是法律建设不可取的态度;揭示法律的有限性并试图寻找克服其有限性的方法,是法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