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立法不足

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制定工作长达十三年,但是有关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规定还是存在一些立法问题。基本控制标准的规定缺乏法律规范的必要指引性,给经营者的守法带来了困惑。修正控制标准的规定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这可能影响到执法的科学性。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它并不能够满足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殊需求。这些立法不足需要及时加以弥补与完善。     

论作为法律技术的连带责任——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2、13条及相关条文

作为法律技术的连带责任解决了围绕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而展开的共同侵权行为概念的争论。无意思联络数人在各行为人行为原因力可分的情况下,由其各自承担按份责任;在各自行为原因力不可分的情形下由该数人承担连带责任。后者虽与共同侵权行为一样均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两种连带责任却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共同侵权行为应该坚持传统的主观说。在主观说的基础上,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法律政策考量;无意思联络数人在行为原因力不可分的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乃基于法律技术考察。     

试论政府制度创新成效的价值性准则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是考量政府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如何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及衡量的标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价值性标准是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公正、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成为判断政府制度创新成效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示范诉讼制度探析——兼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完善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正因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应当引入示范诉讼制度;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表见代理的经济分析

表见代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即以最小的预防成本预防表见代理纠纷的发生,从而促进交易并降低社会成本.表见代理是否成立,应当取决于相对人预防成本是否比本人的更大.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可界定为相对人投入了不低于最佳预防的预防成本.经济分析表明,表见代理的适用不以本人过失为要件.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