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比较研究

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平等对抗的“诉讼”特性。在犯罪嫌疑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其自行辩护权利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无疑对达到这种“平等对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现行立法,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职能发挥得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通过与正在进行改革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获得有益提示。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模式研究——以律师职业为视角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因此,应加大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工作的参与程度,建立以发现和预防为主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工作机制,准确定位顾问律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保证顾问律师的独立性。     

关于军队律师制度的几个问题

国家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依法治军的需要，为军队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应尽快完善现行军队律师制度。建议明确军队律师的性质、确立军队法律顾问处的地位、恰当处理军队律师的收费。这对发挥军队律师的作用，实现依法治军，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地位--兼论律师在场权

以口供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到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地位的转变为基点分析，起源于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所保护的法益：防止在侦查过程中过度的依赖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我国现阶段还尚不具备设置律师在场权的基本法制环境，若急于设置将冲击口供普通证据地位。故主张目前我国不需要赋予律师在场权。     

Ethel Bright Ashford: more and less than a role model

ABSTRAC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position the first women lawyers as role models for today’s young women. This article argue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and career of Ethel Bright Ashford, that these women are better recognised as pioneers or foremothers than promoted as role models. Ashford was one of the first women barristers, a long-serving borough councillor, and tireless activist for civic causes. Nonetheless, aspects of her career and politics pose problems for purely celebratory accounts. Yet there is real value in considering her biography: she offers both an alternative definition of a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life and the reassurance that imperfe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failure. Ashford therefore illustrates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a more nuanced and historically situated consideration of the first women lawyers.     

中国律师制度渊源探究

中国律师制度源于何时,学界存在颇多争议。中国律师制度是舶来品,这使得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方式成为研究中国律师制度历史渊源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可以发现:在清末以前,中国本土资源中没有律师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律师制度。中国律师制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移植”而产生。移植的过程并不顺利,在移植之初,由于国内政权的频繁更迭,国外的律师制度并没有很快在中国的本土上“成活”,而是跨越了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本土化过程。     

未成年犯罪人心理回顾调查及干预对策

为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的心理状况及干预对策,运用自编问卷对河南省郑州少管所在 押的少年犯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从产生犯罪动机到作案期间有一个时间段,一天以内的占 43％,一周以内的占35％,对已经产生犯罪动机的人进行及时的干预是完全可能的;少年犯罪之 前,心理紊乱,生理与行为状态均有改变,绝大多数犯罪少年都愿意在犯罪前得到及时有效的挽救。     

再论律师在场权——以台湾地区为参照

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中,在场权被视为律师一项独立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价值。台湾地区在司法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实行某些调查行为时均给予律师以在场权,同时设置一些例外,能够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维持一种均衡,此外,与在场权相配套的程序设置也相对比较完善,值得学习与借鉴。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基于被告人自愿性视角

刑事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为此，简易程序中的一些诉讼权利对保障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十分关键。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侧重点在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力度不够，需要加以完善。     

律师见证制度中的两大悖论

律师见证是指律师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和监督的一项活动。它旨在实现法律正义，然而，笔者发现该制度在设计与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悖论，即主观与客观的悖论和初衷与实效的悖论，致使该制度带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天性，并陡增处理民事官司的复杂性。因此，笔者认为封这一制度的期待应是“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