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行业收费探析

律师属于特殊服务行业,他们的服务事关人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但律师收费却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律师服务收费的形式、高低及限价等过于束缚恐怕不能保障委托方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代理方的利益.     

中国律师业的制度定位与职业文化特徵

律师服务业与市场经济一脉相承，律师文化关乎律师业的职业生命。挖掘律师职业文化的逻辑内涵、抽象律师职业文化的精神特质、建构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律师职业整体的职业走向、职业价值和职业命运，不可等闲视之。无论中国有关律师职业制度定位的具体涵义怎麽变迁，也不论这些立法制度定位的优劣如何，基于律师职业作为国家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服务主体与法律专业技术组织的特殊地位，中国特色律师文化作为中国律师职业整体的文化认同，均突出表现着公共服务性、专业竞争性、职业驰名性、市场稀缺性和政治边缘性持质。     

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侦查讯问活动带来挑战，对现行侦查模式产生冲击。从侦查角度，探讨如何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方式，建立新型侦查模式，拓宽思路，发展创新，推动侦查讯问工作向前发展。     

完善律师执业回避制度的思考

目前法律对律师执业回避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 :关于禁止双方代理的规定没有审级上的限制 ;对法官、检察官从法院、检察院离任后改做律师的执业活动 ,地域限制过严 ,时间限制过短 ;与审判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律师回避范围过窄。建议律师法修正案或者全国律协在对《协会规范》进行修改时 ,保留原来法律规定中的合理部分 ,修改不足之处 ,增加新的规定 ,以完善我国律师执业回避制度。     

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创设了“维持和平行动”。五十余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维和行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和平、安全与人权的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隐患与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强化维和行动中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在对社会生活造成物质破坏的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心理,而这种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将会反过来恶化其不良局势。因此,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将是应对危机,尽快控制局势的重要手段。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主要是通过明确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内涵,并借鉴国外关于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经验,重点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几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同时,必须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心理和负面情绪、突发公共事件不同阶段公众心理变化和不同社会心理状态危机传播方案调整进行深入研究。     

警察经历枪击事件后的应激反应及其干预对策

警察卷入枪击事件是职业生活中的极端应激源,枪击事件将引发正常的应激反应,当个体的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无法应对该事件时,这种正常反应将发展出创伤性应激障碍,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因此,探讨警察卷入枪击事件后的应激反应及其危险因素,进而提供相应的评估方法和干预对策,对警察的心理健康很有意义。     

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关系与律师权利保护——司法改革语境下的分析

如何维持一种平衡的控辩关系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构造中主要呈现控辩失衡的态势。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应当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重塑控辩关系。通过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建构控辩平衡的诉讼构造,以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     

刑事审判中对贫穷者的司法援助

由于财富上的差距,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的规定——刑事被告人有请律师出庭辩护的权利,成为了贫穷者无力支付的奢侈品。从1932年鲍威尔案、1938年约翰逊案、1942年贝茨案、1963年吉迪恩案,直到1972年的阿杰辛格案,经历了一个180多年的宪政历程,美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刑事审判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人权保护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中国刑事法律中对弱势群体保护的规定很不完善,因此,笔者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弱势群体的律师辩护权,兑现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     

略论在和谐乡村建设中律师功能的发挥

建设和谐乡村离不开法律服务。律师作为法律中介,应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为行为模式,正确界定自己在构建和谐乡村中的维新、维权和维稳功能。相关主体应培养与律师功能、和谐乡村相融的市场意识、自治观念、平衡精神,政府应制定扶持政策,规范服务市场,提供服务平台,确保律师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推进和谐乡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