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框架中的股东表决权制度

表决权虽名为权利,但在资本多数决的股东大会决议机制下却分化为意思表达权和形成权两种性质各异的权利,而其原因在于股东大会决议行为的特殊法律行为属性和特殊法律效力,在于股东表决的不同性质——意思通知和单方法律行为,并由此导致对一系列关乎股东表决权制度的重新评价和审视,如表决权排除、类别股东表决、异议股东股份购买请求权以及资本多数决的决议机制等。     

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和谐,也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法治为基本方策来构建和谐社会应是最佳选择.应以和谐社会的内涵与特征解读为逻辑起点,从现存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入手,对现存法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提供基本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制中的本土资源

中国当代法制中,法律传统的本土资源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为当代中国法制所传承的传统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二是遗存于当代中国法制中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传统实体法律制度;三是当代中国法制所保留并改良的传统程序法律制度.这些本土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     

善意认定的属性及反推技术

善意是对虚假信息传递途径的不知情,它必然与行为相关联,与恶意存在非此即彼的互异关系。善意的判断与过失的判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基于利益衡量,行为人的重大过失妨碍其善意的成立。由于善意认定方法的综合判断属性及对客观事实的适度超越性、认定结论的弹性化、非验证性以及很难直接以反证推翻的特征,决定了善意认定的法律判断属性。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反推技术是一种便捷且有效的方法。     

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表现与防控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许可中普遍存在.从分析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入手,有针对性地构建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防范与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预防和根除腐败现象的发生.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苏轼权变思想及其司法实践

苏轼在强调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权威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采取了法外权变的特殊手段。这种看似突破法律的行为,恰恰是苏轼对法律的社会治理效果深入思考的体现,反应了苏轼对法律的深入认识。苏轼的权变思想源于其务实致用与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希望通过法外权变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不分缓急墨守成规。对于事关民生要害的案件即便突破法律规定也要尽快解决,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苏轼的这种权变思想,对当代的法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