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

自19世纪以来,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问题成为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概念法学的理论追求是将法官视为"涵摄机器";自由法学理论则强调法官具有造法的权力,将法官视为"法官王";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可能框架"模式,法律规范只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范围。评价法学理论将"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转变为"法官受价值约束"的"价值导向"模式;在20世纪末,法律论证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商谈"模式,尝试解决这一     

中美水污染防治法比较研究

借鉴美国在利用法律手段防治水污染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从中美两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和调整重点、管理体制、调控机制、管理措施和实施保障等方面对两国的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初步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完善中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思维模式再构造

传统大陆法系法官所奉行的演绎推理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面对简单案件是有效的,但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于三段论推理所要求的逻辑严密性,普适性的法律规则难以保证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的"真理性",因此需要对三段论的思维模式进行改造,在法律适用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互动中,推动法律适用的进程,从而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 ,中国共产党逐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制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个问题 ,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有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必须把法制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必须立足国情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有关存款保险制度若干问题的法律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是当今国际金融监管的通行做法,对于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存款保险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比较两方面入手,指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有助于上述功能的实现,并对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各个要素进行阐述;随后对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作比较性评介;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构想。     

法治思维视阈下科技伦理教育观完善探析——基于当下科技发展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现象的思考

学术瑕疵类、学术垄断类失范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与科技伦理教育观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主要存在法治意识淡薄,忽视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以及缺乏法治化制度保障等问题。然而,法治思维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维,具有将其引入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规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净化科技伦理生态的道德理想,需要在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中融入法治思维并凸显法治作用,从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所以,法治思维视域下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完善应从德法并重,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应以法律规制为主,且科技伦理教育中亟待重视法治思维的培育等方面着力;法治思维视域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培育应从增设科技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强化警示教育,且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学术研究和立法规制等方面努力。     

苏轼权变思想及其司法实践

苏轼在强调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权威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采取了"法外权变"的特殊手段。这种看似突破法律的行为,恰恰是苏轼对法律的社会治理效果深入思考的体现,反应了苏轼对法律的深入认识。苏轼的权变思想源于其务实致用与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希望通过"法外权变"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不分缓急墨守成规。对于事关民生要害的案件即便突破法律规定也要尽快解决,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苏轼的这种权变思想,对当代的法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民族危难到民族独立的转变,并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阔步向前。在此阶段,我党始终坚守政治性这一根本属性,重视政治建设,于摸索中前进,于前进中总结。在推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放思想,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以人为本,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事求是,坚持确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

新兴权利不同于新型权利。它是法定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之外的、实存的社会权利,但与此同时,它是与法定权利息息相关的权利。新兴权利的生成根据,既可能出于法律遗漏,也可能是出自法律排斥,更可能出自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变迁。新兴权利的保护方式,既可能通过权利推定,也可能通过民间规范,还可能通过纠纷解决。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