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关于穆斯林的法律制度及其变 迁

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中期。自唐代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中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穆斯林也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变迁中逐步融入中华民族。     

我国公共租赁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监管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住房保障问题也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关注的焦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大力建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日渐走高,＂夹心层＂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也亟须改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法律监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需求。     

论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一种新颖独特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排斥统一性，强调差异性；否定普遍性，强调多元性；反对确定性，强调多变性。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劳动人权与法律规范下的劳动自治

劳动人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劳动权利。应当平等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人权,以体现劳动价值。在此法律规范下,劳动自治作为意思自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反映,体现了劳动权的契约自由。应允许符合劳动伦理的劳动力自由交易行为。国家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基础上,建立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劳动年龄制度,顾及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劳动需求。法律对劳动权利应当保护性限制,而非限制性保护。     

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乃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反思.官僚制是指一种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层现象,它以自身的“理性”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支配类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同时,韦伯将正当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并非武断,而是有其理论关切的.通过对官僚制支配与超凡魅力型支配进行对比考察,韦伯从“日常/非日常”的视角揭示了它们所处理的事务在性质上的差异,由此说明了官僚制特有的局限性以及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必要性.此外,韦伯式的官僚制研究并不是为了生产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获得见识,并且帮助人们更好地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再论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本质理论的批判

针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批判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观点还是用其他概念替代的观点,如法益概念,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真正有损于犯罪认定的,并不在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内容是否具有规范性,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刑法学的研究不应纠结在何谓犯罪本质上,而应围绕着犯罪成立要件而且围绕着确认犯罪成立的最后一项要件展开。以社会危害性说为代表的犯罪本质论,实质是将追问犯罪的本质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依赖于对社会危害性的笼统证明,这损害了犯罪认定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只有取消社会危害性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才能在犯罪认定标准中确立真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