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谈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走过了50多年建设历史,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整顿规范过程。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正处于探求新的管理制度,解决不规范问题的新时期。从法律视角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工作的必要性、外国立法借鉴及框架设计等问题将对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论科学证据的采纳

科学证据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其证据能力的采纳与一般证据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科学证据的采纳必须解决如下三大问题:相关性的认定、合法性的审查以及科学性的判断。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问题浅析

法律服务市场开放问题属于<服务贸易总协定>(CATS)的调整范围.在GATS框架下,各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主要面临三种障碍,即市场准入障碍、国民待遇障碍和政策障碍.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是我国履行世贸组织下的具体承诺的必然要求和表现,但我国也应充分利用GATS的规则,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为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保护.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及结构理论之质疑

现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受制于反映论的认识进路,不仅未能全面揭示法律规范的内在含义,而且在属概念不明之时,自身也晦暗不清。法律规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法律文本中表述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主体就某客体当为某类行为的条文所表示的意义。以此定义观之,在现有法律规范权威定义框架下建构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论述的其实是复数法律规范间的复合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的结构。     

全面依法治国及网络社会双重背景下的法律认同建构——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法的实证探讨

法律认同是法律信仰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亦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我国公民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法律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认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法律在权利保障范围及权利保障时效两方面的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探索全面依法治国及网络社会双重背景下公众法律认同的建构策略,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权利观是提升网络时代法律认同的关键环节之一;法律制度建设应将保护公民权利作为核心原则,尤其应注意依据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各种合理的新型权利的保护需求,及时做好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继续坚持并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并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法律公关工作。     

论诱惑侦查的相对合理主义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对其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或中的混乱及溢用,并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应在追求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针对其可能带来的弊端进行规范,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以实现诱惑侦查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