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自觉意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的科学体系.     

劳动者参与治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表现出来的劳动者权益缺损,根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模糊,即以资本产 权逻辑排斥劳动力产权。应从“劳动努力”出发,通过劳动者参与治理来创新国有企业治理制度。     

实现程序正义的双重保障体制

近年来,学术界对"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做法给予了批评,但仅停留在重视程序的非工具性价值的问题上还远远不够,应当设计出实现程序正义的法制途径,使程序正义落到实处。文章拟就国情,寻求程序正义实现的思想保障,探求程序正义实现的制度保障,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使程序正义以渐进式的、多元化的方式逐步影响我们的社会,最终成为中国的"法治"精神。     

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近代西方国家为何兴起与中国为何衰落的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精神实质,在于探求东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动因的差异。知识产权法制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东西方知识产权法制的缺失和奠立是形成和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关注和研究“李约瑟难题”并从知识产权法制的角度进行破解,对于我国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在当时是必然的,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六法全书"的废除,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中国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为新中国政策治国、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     

谨慎地看待法律职业化

法律职业化是国家法治化的内在要求。从历史考察和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阶层首先是一个利益集团 ,其次才是一种“职业” ,是一个知识、思维方式和信仰共享的共同体。因此 ,在我们积极主张和推动法律职业化发展的同时 ,也应当看到职业集团与生具有的利己本能 ,在法律职业阶层同样根深蒂固。如果没有社会不同分工的普遍职业化以及法律职业本身对集团利益的超越 ,我们就有理由对法律职业化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论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坚持理论创新、道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中国特色性的历史地位.     

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

以德宗建中元年租庸调制的废弃和两税法的实行为分界,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呈现出前后两个时期的鲜明特点。唐前期的租庸调制继承并总结了北魏隋朝以来的租调制,唐后期两税法和多种工商业税的推行则全面开启了征收资产税的法制化新里程。唐代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总体呈现出的由租庸调农业税为主向多元资产税并存的转化变动特点,对宋代以后的国家税收形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体现了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新体系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从更广阔的大视野来重新思考和审视党的建设的旧的理论体系,构建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体系,为党长期执政提供科学支持和理论依据.     

工具理性 实现机制 制度创新——关于“三个代表”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思考

实践"三个代的关键是建立严密的保证"三个代表"实现的政治制度系统.执政党的政治行为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公共北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不仅需要主观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靠现实具体的政治机制决定的.保持政党宗旨与制度设置的内在一致性,是执政宗旨实现的保证.当领导者们实践"三个代表"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自律行为,而且是一种制度机制的逻辑行为时,它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政治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