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保险法》立法的若干问题分析

《军人保险法》是一部以立法确认军人保险制度的法律,为建立科学、规范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人保险制度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不可否认,《军人保险法》并非尽善尽美,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其中的立法依据、立法前瞻性、基金与监督在总则中的缺失及法律救济的设定等立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船舶融资的法律与实践

探讨目前最典型的船舶融资结构及相关法律文件,分析贷款银行所需考虑的法律与实践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实务操作中银行行使船舶抵押权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非婚同居立法的法理探析

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社会关系出发,我国非婚同居立法应植根于社会生活,遵循一定的法理,积极、有效、稳妥的推进。笔者认为,从法理上厘清并确立非婚同居立法的原则和调整范围是推进这一工程之首要。     

Object-oriented Bayesian networks for paternity cases with allelic dependenci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current use of Bayesian networks by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ies in paternity calculations.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greatly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interpreting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model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solve new, more complex problems. We explore two paternity examples: the most common scenario where DNA evidence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a more complex case where DNA is not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but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s brother.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are built, using HUGIN, for each example which incorporate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e caused by evolutionary relatedness.     

治安调解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治安调解在中国实行20多年来,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治安调解,积极化解了矛盾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同时,在治安调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影响了治安调解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本文主要在深入分析基层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调解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     

过度解释与权利的绝对化

法治反对解释主要是指反对对明确的法律进行解释,尤其是反对过度解释。过度解释有多种表现,其中权利和权力的绝对化解释是重要的一种形式。这种解释对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有消极意义,不属于正常的法律思维。解释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是我们在法律解释的时候,应该运用其日常含义,而不应该运用其哲学上的含义。所谓解释就是把不清楚的说清楚,而不是进行意义的添加以及过度地限缩。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我国行政混合过错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规制

行政混合过错具有实践的现实需求性与理论的研究滞后性，其诞生乃是民事混合过错模式在行政行为实践中融合之结果。要认定行政混合过错应当具备主体、事实、过错和对象四大要件。行政混合过错的理论模式化及理论适用是其实现现实功效的前提。我国当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对行政混合过错的高成效、低成本规制。     

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兼与杨建顺教授商榷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