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中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

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是刑事侦查中一种特殊的证据收集措施,是由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交与案件相关的电子数据,与搜查、扣押措施相比,它能更有效地、迅速地获取电子证据,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但是其适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提交令措施是该公约缔约国设置本国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的最低立法标准,通过将其与我国的调取证据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德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述评与启示

为了遏制和打击洗钱活动，德国通过在刑法典中新增洗钱罪和多次的修订，将洗钱行为犯罪化，逐步建立起反洗钱和恐怖融资的刑事法律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洗钱活动和我国面临严峻洗钱形势的背景下，有必要介绍德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对新颁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解读与思考

2011年9月，公安部修订印发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新《规范》）。新《规范》是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有力指导和公安队伍建设发展的与时俱进双重背景下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的贯彻。新《规范》体现了从表述形式到表述实质，从逻辑层次到可操作性，从时代性到原则性等一系列的特色，是对我国警察职业道德的丰富和发展。为充分发挥新《规范》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加强解读、深入阐释，重视建设、纳入机制，加强修养、不断提高。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在经验与规范之间:试验立法及其类型化——一种立法进路的提倡

立法理想与法律运行实践间背离的中国境遇,以文本法律不完全是"能用之法",且立法承诺在执法中不能全部兑现之困局为现实表征。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无知论的知识假设为理论支撑,采取反复试错、吸纳建议、对话商谈等自发性工具,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执法经验提炼与抽象,进而升华为普遍性规则的试验立法进路,是修正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并撬动当前格局的一个支点。试验立法进路以"采纳—辐射"这个简式架构为运作逻辑。目前的试验立法主要有尝试探索型试验立法、落实测试型试验立法与示范效仿型试验立法三种模式。试验立法的实践性意味着多数立法活动将建立在证据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有望成为我国立法方法法定化的发展方向。     

论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范围仅限于侵犯财产罪;另一种则认为还应包括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有法条关系的犯罪;再一种认为,仅有部分侵犯了财产法益的特殊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本文对以上各观点进行了评价,立足于体系解释的原理,主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范围应特指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