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立法完善思考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对公众隐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究其原因，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足，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形势，有必要重新检视立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法律制裁体系。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制裁，修订《刑法》第283条和284条的相关规定，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增加罚金刑；其次，应将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间谍专用器材以及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同时，还应当探索对可能用于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行性。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in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in Serbia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in diverse positions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traumatic events including family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This secondary exposure puts child welfare workers at the risk of experiencing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 and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VT).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rbia,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s whether STS and VT are present in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employed in the social welfare centers,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agencies, residential care programs, and shelter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t attempts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type of service, time exposure to clients, and supervision function as risk or protective factors for negative outcomes. A convenience sample comprised of 135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completed a series of self-reported measur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T and STS are present in this popul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ce of STS and VT we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services offered and length of exposur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supervision was not a protective factor with regards to STS and VT in this population.     

我国公共租赁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监管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住房保障问题也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关注的焦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大力建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日渐走高,＂夹心层＂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也亟须改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法律监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需求。     

应对数字艺术公共安全隐患的立法策略研究

当下数字艺术的产生和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子艺术长期以来建构起来的艺术生态和艺术秩序,引发了某些引起人们重大关切的公共安全问题,其中突出的有网瘾问题、网络文化低俗化问题、数字谣言问题以及数字艺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不同于原子艺术公共安全隐患发生学上的外生性、随机性和个别性,而是呈现为内生性、公共性、流行性和危害性特征。一条比较可行的防控策略是在对数字艺术实施事前立法规范的同时,对数字艺术公共安全机制同步实施事后追溯监管。此外,加强数字艺术公共安全性及其应对机制的科研攻关和科普宣传,尽快提高全社会对数字艺术特殊规律及其公共安全性的认识和了解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对"省直管县"体制的反思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省直管县。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应一切西化。政府层级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只可顺势而为,不可强力推行。在"省直管县"改革过程中各省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应该注意把握改革的方式、节奏和速度,切忌操之过急,搞一刀切。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行为正处在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范围内,构建检察院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其中,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调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矛盾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     

发达国家质量监管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产品质量法的实施已近二十年了,但我国产品质量状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不无关系。本文分析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政策及措施,并以此为启示,提出了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四位一体"的质量监管体系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