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绎正义:论有限责任制度之伦理进路

伦理融入法律促使法律制度蕴含人文气息而富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安身立命的前提性基础,有限责任的伦理决定了公司法的伦理内涵与人文精神.历史上的有限责任初显可能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有限责任旺盛的生命力则必然有其伦理性依归,有限责任制度化、规模化发展的本身体现着公众的伦理抉择.有限责任经历了从初期的个体间约定责任的民法选择到法律认可并予以制度化适用的商法选择,这个过程是伦理域内信任到信用的伦理过程,是契约自由和经济理性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因此,有限责任的进化历程是人类衡平各方利益的伦理化进程.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但法律修辞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理论基础,并不像它在西方社会复兴时那样坚实。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遏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     

精神病司法鉴定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精神病鉴定因涉及精神病医学、心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呈现出复杂性。与其他医学学科相比,精神病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精神病鉴定制度的发展,甚至影响了鉴定程序启动的正常展开。精神病鉴定制度的不完善及其程序启动的失当又导致实践中出现精神病鉴定的乱象。从司法鉴定实践中可以发现,精神病鉴定本身的可靠程度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与鉴定启动、鉴定结果选择等具有内在的互动性。尽管精神病鉴定制度无力解决精神病医学不发达的根本性问题,但科学的精神病鉴定制度对精神病鉴定技术、鉴定能力与鉴定质量的提高有较大的助益。     

自救还是他救：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受害人是指所有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受害人的权利源于自然状态中人的生存需要和人作为人的道德资格,应当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认定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观权利,赋予每个人确认受害人的资格和自由。在这个前提下,区分"命不好的人"、"受苦的人"和"特殊的不幸的人"才具有现实基础,也为甄别不同形式的救济理论确立了立论的基础和方向。现代权利救济理论承认受害人作为权利主体和救济主体的双重身份,它的使命在于贯彻自我救济的权利这一核心观念,从而与道德范式下的怜悯论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学拉开了距离,以此张扬人的价值和自我救赎的世俗意义,为与一种合乎正义的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善政或权利的道德提供驱动力。     

越级上访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

《信访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分级负责等原则。分级负责原则说明,上访必须按程序进行,遵循“逐级上访”的原则,而不能“越级上访”,越级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越级上访的现象,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访民不重视、信访机制运行不畅等。因此,治理越级上访,需要推进信访体制改革,破解越级上访的症结;坚决贯彻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树立法治权威,建设法治社会;提升信访等政府部门治理与善治的能力与水平。     

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老年文化

发展健康向上的老年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尽快消除文化阳光照不到的＂盲区＂的客观要求。健康向上的老年文化是以先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是颐养身心的健康文化,是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老年文化需要多管齐下,采取多种措施：要由老龄委牵头多部门共管,创建老年文化精品工程;建立保障老年文化服务资金的长效机制;引进市场机制,发展优秀老年文化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化活动。     

对"扑克牌通缉令"的思考

发布通缉令是公安机关为了缉拿依法应当逮捕但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命令.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战争中将通缉令和扑克牌有机的联系了起来,这一做法被河南省荥阳市的公安部门所吸收,发布了我国国内第一套"扑克牌通缉令".但是这一套"扑克牌通缉令"在形式合法性、空间局限性和实效有限性上都存在着问题,使其不能符合"法治精神"的要求.这一改革存在的弊端再一次暴露出我国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重实体、轻程序"的旧观念.     

合同诈骗案件侦查的取证与讯问要略

合同诈骗犯罪危害严重,此类案件侦查一般分两个阶段：缉捕犯罪嫌疑人前,应注重对被害人、相关证人等全面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及时进行讯问,做到合法、全面、细致地获取其口供.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