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正当性基础

“公司社会责任”诸性质之“责任或义务”说,不足以合理承载其灵魂,而其灵魂托生于“公司利他权”不仅是理论逻辑所必然,而且亦是实践所证明及要求之结论；再者,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优越和正确的理论,不但因为它是被充分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并且还在于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学基础、伦理学基础和颠扑不破的哲学基础这三点确定的永恒平面强有力地支...     

论股东诉权对股东权益救济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股东诉权是股东实体权益的有力保障,对于维护中小股东在公司的各项权益尤为重要。但股东通过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来维护其在公司的利益明显存在很多现实困境与诸多限制条件。诉讼程序本身的复杂与大量诉讼成本的支出使股东维权困难重重。应当从公司制度本身去寻找解决之路,即立法上加强中小股东的权利配置,公司管理上实现两权分离,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基于新《公司法》的考量

完善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运作的前提,也是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新《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作出了新的规定,但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架构新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仍是保证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在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责、加强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充分发挥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方面对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加以完善。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构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个案中暂且无视公司独立人格,而追究股东的无限责任,以保证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实现,它是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必要和有力补充,对于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与有限责任,侵害公司债权人(或处于弱势的小股东)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新《公司法》的突破与创新

新<公司法>不再一味强调限制、约束、规范、管理,而要强调鼓励、推动、支持、促进,从而实现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突破.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改革了公司资本制度中的最低资本额定、股东出资方式与出资的比例结构、转投资的限制与取消、股份回购制度的限制与放宽等;完善了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设置了异议股东股份收买的请求权、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股东代表(派生)诉讼权等制度.公司法中既有强制性规范,又有任意性规范.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和公司经营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我国雇主替代责任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的雇主替代责任立法仍有不尽完善之处。按所有制类型区分适用雇主替代责任的主体和适用法人侵权责任的主体,这种立法模式既没有比较法上的依据,也缺少独特的制度价值。我国雇主替代责任应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立足点,危险分担理论为支撑,并契合责任之实质内涵。理顺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以雇主替代责任涵盖法人侵权责任。在责任形式上,雇主雇员应承担有限制的连带责任,即雇主承担第一顺位责任,并在诉讼程序上对传统连带责任的实现方式作出限制。     

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人格权的有限让度

传统民法认为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不得转让。在现今环境下,人格权不可转让性的基础理论已经被突破,人格权从关注独立性转向关注完整性,人格权不仅包括人身利益还包括了财产利益。因此人格权可以有限让度,有限让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得以一定的形式让度给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授权让度和法定让度两种形式。     

试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的完善——兼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的相关规定

2004年6月28日公布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及金融控股公司并对其监管作出初步安排的法律文件,《备忘录》的出台无疑是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和加强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协调配合,从而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举措。但是,不可否认,其制度设计与安排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完善。本文从《备忘录》中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机制构建的价值功效入手,在全面评析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机制暨《备忘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作一初步探讨。     

我国证券投资资基金法理模式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 ,而契约型又有分离式和非分离式之别。无论哪种模式 ,证券投资基金在法理上均存在双层信托关系。在模式的选择上 ,各国注重本国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公司制度、行政监管与之密切配合。很难单纯对公司型和契约型的优劣作出评判。我国应当允许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同步竞争。在契约型中 ,为便于一般投资者理解和有利于行政监管 ,我们应采取非分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