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现代公司控制权扭曲的解决思路

现代公司大股东控制和经营者控制导致的公司控制权扭曲已成为痼疾 ,其滥用的一般机理呈现为决策的独裁、利益的垄断和信息的虚假 ,由此将公司治理结构所生成的优势冲蚀殆尽 ,直接威胁到公司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遵循经济民主思想 ,恢复股东大会的民主管理机能和建立具有自我矫治功能的公司治理结构。     

论公司代表人的法律性质

研究公司代表人法律性质是各国公司法学界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基于法人实在说理论形成的大陆法系的代表说,还是以法人拟制说理论为基础衍生的英美法系的代理说,目的在于探讨代表人（或代理人）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代表人（或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效力以及代表（或代理）行为后果的法律归属.文章拟通过对代理说和代表说两大代表性学说以及两大法系公司代表人制度的分析比较,对公司代表人的法律性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期为我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有所裨益.     

专利权出资及其在国有单位适用的特殊性研究

专利权出资是专利权转化的重要方式。在专利权出资中,其会面临可评估性、可转让性以及转让过程中的缴付等问题,现行法律规则的状况是要么规定模糊要么规定缺失,应修正相关法律为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国有单位专利权出资中,除存在上述一般性问题外,还因其存在的国有资产属性而应构建相应的特殊规则,以更好地平衡国有单位专利权转化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系。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法律规制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原是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要求,却成为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及小股东的工具.个中原因不乏公司法律制度在预防机制上对全资子公司的忽视以及部门规章的效力等级不足,在救济机制上又集体失效.应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列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赋予公司登记审查机关以审查职责;穿越规则对公司法人格并无实质影响,可积极引入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     

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明确概念角度分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新类型的罪名,虽然刑法增设近5年的时间,但由于罪名相对陌生,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以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展开分析,以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加深实践中司法人员的感性认识。     

团结情感、私人裁决与法院行动——公司内解决纠纷之规范结构

团结乃人类社会之既存事实和本性,公司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安排也应适应社会团结的需要,尽力促进团结功能的实现。近年来,注重凸显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公司法改革,客观上已产生激化矛盾、挑起诉讼的效果,影响了公司内部效率性团结的实现。为维护团结,法律似应公开承认公司机构对内部纠纷的预先裁决权,以此压抑不必要的诉讼,和平化解公司内部矛盾。在公司内部纠纷解决中,法院只是一种必要的、但非必不可少、更非首当其冲的机制。团体法的制度设计要尊重和维护团体自解纠纷的能力,贯彻内部裁判优先原则,不能仅仅寄望于以外部机制解决内部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反思现行规则是否适合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在公司纠纷的内部解决上,我们还需打破诉讼迷信主义,从规范结构上展开一场团结性的变革或解释。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当事人

为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做出了限制，但我国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股东诉讼，放松对股东原告资格的限制。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以及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其他人，但不应包括在交易关系中损害公司利益的外部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是多重的，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公司在诉讼中的权利受到了一定限制。     

完善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尊重,社会自治能力过度柔弱,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可及性,无法承担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应建立消费者协会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制度,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作用,完善诉讼机制。     

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股东是公司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股东资格又是股东地位的法律基础。隐名投资争议中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遂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难题。为了给司法实践提供有效解决的路径,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厘清基本概念出发,对争议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提出借用《合同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和代理人身份不公开制度来解释隐名投资的内外关系,并结合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