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行政非诉执行概念不明晰,且在法院受理、审查、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急需厘清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有法理、法律、政策和现实依据,可从监督案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保障等全面构建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确保真正做实行政检察。     

浅析中国适用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从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角度

伴随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审视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思潮，作为旨在全面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多方平衡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在较好地弥补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固有缺陷的同时，它也顺应了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呼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海外多国早已将这一制度正名、收编，国内不少城市、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对其试点实践的大背景下，从传统刑事司法体制弊端的角度，借鉴国外实践研究经验，有助于探讨中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问题。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虚假陈述问题研究——以东部G省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虚假陈述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十分突出,给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职责带来极大困难。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加强户籍身份管理入手,完善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另外,在法律层面上应及早明确自报身份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同时制定相关的纠错程序及救济措施。     

论建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规则的宪政基础、现实基础等方面来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指示义务：中国民事诉讼结构调整的契机

在新近的司法改革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增加我国民事诉讼结构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强化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然而事实上新近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改革却加强了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引导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审判有其可遵循的共同规律，我们要尽快利用本身的优势，走上到达法治的捷径，法官的指示义务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改革契机。     

关于构建我国反腐败民事诉讼追赃机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规定的"资产追回"程序确立了通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方式追回犯罪所得和犯罪资产。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一般而言,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进行追赃较之于刑事诉讼手段更为便捷和有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因此,我国应在建立追赃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境外追赃民事诉讼保险基金制度、建立境外追赃论证审查机制、健全和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建立配套的境外追赃合理费用扣除机制等方面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追赃机制。     

个性化与模式化——对裁判文书写作的思考

裁判文书作为应用文书之一,具有应用文书的共性:格式化或模式化、程式化。但是裁判文书又因其面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具体案件,而陷入难以完全模式化的窘境,这也是近年来要求扭转裁判文书脸谱化局面呼声不断的原因所在。然而,面对效率价值的现实追求,要所有的裁判文书弃模式而求个性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模式化与个性化的冲突,也正是诉讼价值中效率与公正冲突的体现。那么,如何在制作与创作、个性与共性之间把握平衡,显然,是裁判文书写作中一个需要结合价值考虑予以解决的问题。     

论诉讼契约的性质

就诉讼契约性质而言,以是否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所规定为基准可分为两类。对于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者,为诉讼行为;对于未规定者,为私法行为。既不存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并存形态,也不存在既非诉讼行为也非私法行为的例外形态。     

公益诉讼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不断演进的今天,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现实状况的严峻性正被逐步认识,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公益诉讼由此应运而生。此时,对作为制度瓶颈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便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跨国银行业若干案例与法理问题研究(上)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跨国银行业中国际银行监管、法律的域外管辖与效力、暂停偿债、诉讼禁令、管辖权冲突等重要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系统、深入地研究 ,对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