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关于强化城市大气环境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特别是煤烟加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要强化大气环境管理,应建立有效的大气环境管理运行机制,制定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积极推进各种管理手段的改革和深化,坚持科研为管理服务,加强科学研究。     

乡土文学的“大题目“:略论20年代乡土文学对鲁迅的继承

２０年代乡土小说主流地位的确立和基本特征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改造国民性文化批判的大题目。这个大题目的抓取和展开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表现于题材和主题的转换,文化视界的拓展,国民心态的揭示,民俗文化的批判等四个方面。     

我国东中西地区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转移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及产业的转换升级,企业资本逐利本性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现实,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日益活跃,东部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另一方面,产业的本地关联性和对原有产业配套的依赖程度也对企业的区位再选择产生影响。贸易成本的变化影响产业空间聚集,促进国内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聚集。因而,提高本地开放程度、缩小地区间外贸成本差距、完善产业配套、降低区际贸易成本是中西部有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这一空间维度审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及其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央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背后,存在一轮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这些地方实践各有特色,并经过相互竞争和学习,在管理目的、理念、主体等方面形成一些共同取向。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需求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具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即改革预期包围、改革意志传递和改革备选政策供给。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     

治理视野下地方立法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社会变革稳步推进;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调整更加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立法实践中面临着质量控制、民主参与、利益樊篱等问题,也受制于社会变革与中央立法整体进程。在坚持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化与科学化发展方向,积极引领、规范地方治理工作,不断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提升本地区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研究———基于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通过调查海外高层次人才并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创、业环境和政府诚信度凶子、城市实力因子、生活环境因子和城市了解度因子是影响海外高层次人才选择回国工作地点的四个最主要因素。为了缩小公共服务质量感知差距以提升本地区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地方政府要了解海外高层次人才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期望,选择正确的公共服务设计并制定科学的公共服务质量标准,按照公共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服务,保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传递与承诺相一致。     

投融资平台公司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信用失序——以法律为视角

法律冲突与制度扭曲环境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即具有结构性信用风险,而平台公司的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具有相关性,其所具有的传导效应构成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风险、土地政策调整风险、银行系统风险、财政风险这样一条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信用风险链并或将成为推手。加强地方政府的信用治理,从财政体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秩序是防范平台公司信用风险的根本手段。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