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求公诉工作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契合点

本文从公诉部门履行职能的角度,详细阐述如何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就如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等方面做了简要阐述。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

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啊,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

现实中有立法赔偿的需求,但在学理上却无法提出完整的逻辑论证,应当在纷繁的论争中分清事实与逻辑,通过审视事实背后的逻辑来完成对立法赔偿的理论论证。对于针对特定主体的违宪处分行为或明显过错下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应进行国家赔偿,其过错由议会集体承担。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逻辑和价值

在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民主的制度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选举民主、远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等民主机制不断完善和逐步成熟,推动着民主政治化与民主社会化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在我国继续深化和推进全方位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价值。     

构建电子政府的理论分析

电子政府是信息技术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政府架构,是政府再造的理性选择。其缘起于ＩＴ的发展,但它有为民众服务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有经济效益的成本基础,有现代法治的品格。在构建电子政府时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把握,并逐渐丰富与完善。电子政府很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生长点。     

对城市失业下岗女性、女大学生和女性知识分子自我创业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三类典型的女性群体,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女大学生和失业下岗女性,对其创业意愿、创业条件、创业能力、创业方向、创业预期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针对女性创业的共性问题和困难提出构建女性创业支持体系的基本思路,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女性创业提供阶梯性保障和针对性扶助对策。     

法律规范与生活逻辑:失火民事赔偿责任衍进的本土叙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失火之法律责任,国家法律通常只明确了刑事制裁而无民事赔偿的规定;在民间的习惯法层面,失火人亦往往不担赔偿之责。不过在中国近代大规模继受西方民法的进程中,这一固有法的常态性规范渐被外来的侵权行为规则所排斥。中国近代的侵权行为立法,最终确立了失火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且不对过失程度作出任何限定。不过社会实证经验又同样证明,失火毋需赔偿之固有法规范虽被旁置,但内嵌其中的社会文化性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积淀下来,并以一种生活逻辑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法律与逻辑——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一种全面解读

本文主要对法律与逻辑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逻辑学和法学之间交叉性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探讨了什么是“法律逻辑”,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学者较陌生的“规范逻辑”,将两者进行了比较;其次,对法理学和逻辑学都关心的“法律推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比较了“法律推理”和“司法推理”两者的异同,以及两大法系“法律推理”的特点和差异;最后,对饱受批判的“法律形式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应当辩证地看待“法律形式主义”的功与过。最后,作者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我们不能借口反对“法律形式主义”而忽视和否定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     

也论减价制度

减价是当事人一项选择性的救济权利，并且减价同时应该被理解为包括涨价在内。减价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持合同的风险均衡，持续当事人的风险分配格局，激励或促进效率的履行和资源的效率配置。为此减价计算中的比例关系应是：履行时履行地不符合约定的履行与符合约定的履行的市场价格之比。减价的构成条件就是履行不符合约定且买方接受，实质就是买方接受了不符合约定的履行，所以此制度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违约救济，不限于特定类型的合同。由于存在减价与终止合同或主张赔偿的选择，减价出现的几率并不高。另外，减价不以修理、更换或重做等救济用尽为原则。     

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

文章从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设———最高法院可能愿意维持现有的法院行政性管理制度———入手,根据实地调研来的大量法官数据,展示了中国各级法院内部频繁的行政性流动的局部场景,并运用利益逻辑和成本———收益方法论证了法官为什么流动,法院和法官为什么忽视司法知识的积累等问题。更进一步地,借用激励理论、管理学和博弈论的工具,文中还论证了司法逻辑和行政逻辑之间的迥然差异,分析了中国法院系统忽视司法制度逻辑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行政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管理逻辑的困难和艰巨性。不仅验证了假设,还指出了法官的行政性流动制度和专业司法知识积累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中国法院高度行政化管理现实背后的深层制度性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