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的“知识瓶颈”与方法论变革

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看,中国公法正处于"知识瓶颈"时期,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中国公法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论变革,通过历史方法完成公法知识的"考古",通过社会实证方法实现本土公法知识的原始积累,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实现公法知识重组。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的原动力和逻辑主线

调查研究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逻辑主线,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凝聚着调查研究这一原动力。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成果,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技术、态度、方法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这些理论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逻辑反思与路径探究

司法制度改革是以消解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因素作为逻辑进路的。然而，这些消极性的体制性因素在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并未因改革而消退，法律所型构的目标不仅没有达到，而改革的成果又被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所遮蔽，致使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陷入了治丝益棼的窘境。因此，有必要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原有逻辑进路进行反思，从中寻找出能够保障司法鉴定可靠性和可信性的路径，保障接续而来制度本身的改革以及其他制度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司法三段论内、外部推理网络研究

司法三段论基本思维模式表现为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和裁判结论。大前提是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逻辑命题,力图通过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建立通道,法律规范、法律事实、推理主体需要对众多法律理由进行权衡与抉择。需要对逻辑三段论进行重构,常处于一个由内部推理与外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由内部正当性证成与外部正当性前提构成,在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建立具体、有效的推导关系。     

参与性政策分析与政策科学的民主回归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是政策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两条主线,而民主则是政策科学自诞生之日起的宏大抱负。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并不能实现政策科学的民主内涵,因此,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通过整合实证与规范研究来促进政策科学对于民主的回归。弗兰克·费希尔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学者,其参与性政策分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平台。     

人权启蒙与科学主义重建--晚近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几点哲学思考

晚近十年的宪法学研究 ,是对十年前宪法学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进行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一方面 ,以人权、人本和自由为终极关怀的宪法本质观取代了旧有的国家主义宪法终极关怀观 ,这种超验之思不能为科学方法最终证实。另一方面 ,宪法制度构建和宪法学研究方法转换的过程中科学主义仍起着基石性作用。宪法学研究的科学主义重建就是从科学万能返回到有限科学理性方法的重建。宪法作为人们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准则 ,无疑是超验的 ;同时宪法又作为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的一种法律制度 ,又必须是科学的。宪法的这种两面性才是其本来面目。     

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转向的人性根基

法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和有益的经验。在西方文明内部,法治在基本理论和制度实践方面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二战以后法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注重法治的工具价值转向关注法治的实体价值,将人的尊严与自由置于核心地位。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来源于人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回归。     

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自由和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     

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从17世纪以来西方政治传播学历史文献的角度

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     

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有待破解的法律之谜--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一)

我国近现代继受民法诉讼时效制度时,没有发生如同西方激烈的伦理争议,理所当然地以"效率"和"有利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诉讼时效理论基础全盘加以接受.民法学界对于诉讼时效理论基础的解释,混淆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差别,抹杀了实体立法与程序立法的目的,颠倒了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在功利分析还是逻辑实证方面都不成立.必须跳出既有的理论领域,寻找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