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刑事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理论考察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制度化路径中的关键点,因其具有契约和司法文书的双重属性,其要素和格式必须完备规范,其法律效力的来源和实现途径也具有不同于普通契约和司法文书的特点,其无效后的处理应区别情况慎重对待。     

论ICSID仲裁庭对视为外国法人管辖权的扩张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管辖权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的重要内容,是"中心"仲裁庭进行仲裁的前提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对于视为外国国民投资者管辖权问题,《公约》规定的较为模糊和弹性,近年来,"中心"做扩大解释,导致与此相关的仲裁实践中出现扩张性管辖案例,直接挑战"中心"现有的运行机制,这种扩展性管辖在南美等一些国家甚至有泛滥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负面效应。深入剖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并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谈深化新时期贵阳市人民调解工作

新时期如何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亟待我们思考和总结。针对贵阳市现状,应从提高认识、加强宣传,提升调解队伍素质,抓好调解工作流程规范,整合力量等方面入手。     

大调解机制中的治安调解研究

治安调解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在受案范围、功能、程序规定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互补性。大调解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应以内涵发展的方式构建大调解机制,并在大调解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论基层法院强化诉讼调解之必要

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诉讼调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定纷止争、让当事人服判息诉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目前法学界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废、优劣颇有争议。文章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经验出发，主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社会变革、法律滞后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转变司法观念，以解决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为司法的目标，强化诉讼调解的作用，促进社会公正，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治安调解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治安调解在中国实行20多年来,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治安调解,积极化解了矛盾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同时,在治安调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影响了治安调解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本文主要在深入分析基层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调解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TRIPS-递增”协定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的制度空间与适用关系

“TRIPS-递增”协定是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法律形态。此类协定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缩减这些国家利用WTO/TRIPS框架下的变通性规定促进其发展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TRIPS-递增”协定具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和正当理由。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根据一般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认识和处理“TRIPS-递增”协定与WTO框架公约和WTO／TRIPS协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联合抵制或“体制转向”阻止“TRIPS-递增”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扩张。     

绝对独立论还是相对独立论?——兼评“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

相对独立论认为,仲裁协议应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区分,对于基础合同自始无效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形,仲裁协议亦应相应无效。绝对独立论认为,在独立性或可分性的适用上,无须对不同情况进行区分,即使基础合同自始无效或根本不存在也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绝对独立论乃是今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