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队伍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职工队伍在整体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分化出各具特征的不同利益群体,并有进一步分化整合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社会结构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户籍制度改革并非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当务之急

中国农民工已有2亿,农民工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如何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问题上,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改革户籍制度。其实,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户籍制度改革,当务之急是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现实权益。     

城市农民工犯罪与社会治理

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受制度歧视,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导致失业严重,加之自身素质低下,造成城市农民工的犯罪活动频繁发生,并以侵财型、犯罪数额少、季节性和团伙性为主要特征,这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只有政府转变观念,消除制度歧视,建立涵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严格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加强农民工教育。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农民工犯罪。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研究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了逐条梳理，对易产生歧义的条款做了更为细化的解释和说明，提高了合同法的可操作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有些实际问题未得到解决，亟需尽快澄清和完善，但《条例》出台总体上是好的，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造就“品牌农民工”之我见

造就一个个叫得响的“品牌农民工”,可以使务工农民在劳务的转移过程中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市场有力的竞争者。在品牌“包装”下,农民工利用自己的“无形财富”,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空间,增加更多的收入。     

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对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资本的利用

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在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亲缘网络是"先赋性"的社会资本,商业关系上的"结构洞"是"获得性"的社会资本。家族企业在发展中会面临信任、规范管理及发展规模等问题。     

政策网络视角下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的保障

从公共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三个角度出发,系统地探究我国农民工职业健康现状的原因,并将这三个方面纳入一个全新的视角——政策网络,试图通过三者共同构建起的网络以及网络各主体的协调运转来改善农民工的职业健康状况。     

和谐社会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战略探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我国发展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心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所以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不仅有利于地区自身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本文认为,目前官方的关于2009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7.6%的结论,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官方城镇人口统计中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农民工市民权的缺失表现为非正规工作、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平等教育权的缺失。文章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为此,需要:(1)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要有整体性的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作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2)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3)让农民工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拥有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