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职业教育学制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学制体系源于清末民初，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下，破除社会对高职教育的传统看法和思想偏见，先解决法律职业教育学制结构体系的完整性问题，再解决法律职业教育学制体系的修业年限问题，才具有实质意义。在此基础上，寻求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模式创新，乃至产教紧密融合、校企深度合作，以及师资队伍职业化、教学条件保障和国家政策支持等配套措施落地，方可形成学制体系建设的合力和助力，实现学制改革的愿景和目的。     

神判法的前世今生——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既是一本法律史书,亦是一本社会史书。它清晰而明确地论证了法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法不只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和信仰等价值观念,也调整和维护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法律与社会》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的主题为＂神判＂。瞿同祖先生引经据典,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以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神判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神判与法律功能的密切联系。     

反思与弃绝：“保钓”视野下唐文标的现代诗创作

唐文标早年颇具现代色彩的新诗创作中，就已潜藏着对现代主义抽象的超越、救赎精神的疑虑反思，并隐约可见现实关切、社会实践等思想特质，这为其后来参与“保钓”等左翼实践并最终与现代诗彻底决裂，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在经受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社会运动和“保钓”运动洗礼后，他将左翼的精神和理想带至台湾，其对现代诗的发难重新激起台湾思想文化上的左翼现实批判精神。因此，联系唐文标早期的现代诗创作活动，全面考察其左翼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才能更深入把握左翼革命理想中激荡的种种对现实、历史、民族的深切寄托。     

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独立的的司法主权。自清末以降,政府和民众为争取国家司法主权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大了维护司法主权的外交斗争力度。以1943年与美英两国订立新约为标志,最终实现了百年来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终结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以此为契机,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开端。     

从观念合法性到规则合法性——论近代中学训育部的出现与变革

近代中学训育部在1920年代初较为普遍地出现,至1930年代初,教导部又取代训育部成为一些中学新的训育组织。组织规模扩大和加强训育工作的实际需要,都不是中学"普遍"设置相应训育组织的根本原因。它只能从合法性影响的角度加以说明。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结构密切关联,训育部最初出现主要是受观念合法性的影响,教导部的设置则主要受规则合法性影响。虽然,训育组织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不同,但不同阶段中学的训育组织都存在趋同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思考当前有关学校特色发展、多样化发展的讨论和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 ——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

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形成,并在百余年前发展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一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能转换以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发挥新的作用。     

Petitions and ‘legitimate’ engagement with power in absolutist Denmark 1660–1800

ABSTRACT

Petitioning was universal across early modern Europe, but worked differently within distinct polities. Denmark-Norway became, after 1660, an absolute hereditary dual monarchy, with no further meetings of the Estates, and no other formal representative structures. The crown, however, did fully acknowledge the right to petition, confirming the mechanism and the legal basis for doing so in the full law code of 1683, Danske Lov. Petitions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were processed in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and those processed through the Chancellery (Danske Kancelli) can be analysed systematically. However, a number of petitions were handled separately in the Exchequer (Rentekammer) or through the legal syste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etitions to the Danish crown, and analyses some examples that illustrate not merely the complicated negotiation of power within an absolute monarchy, but also the kind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ventions necessary for the system to work.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或许是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孔子儒学的现代价值

文章试图重新探讨孔子及其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学的现代价值 ,让孔子及其儒学在新世纪再放光彩     

浅论诉的利益——从当事人适格层面的分析

诉的利益又称权利保护利益或权利保护必要,是指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之必要性,狭义的诉的利益即“原告就该请求有为判决的必要”应该成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这种诉的利益在诉讼中既有消极功能又有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