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法律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分析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明确了和谐社会的内容和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丰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配合，其中法律的保障必不可少。民主离不开法律，没有法治保障和制度安排，民主只能是一句空话。公平正义离不开法律，无论是权利的公平或者机会的公平，程序的公正或者结果的公正都需要法治的保障。诚信离不开法律，没有法律强制力作支撑和后盾．社会信用体系无法确立。安定离不开法律，否则，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生活秩序无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离不开法律，没有完善的环保法规和严格的环保执法，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落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工作》创刊周年述评

本文依据内容分析法,对2009年创刊的<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工作>收录论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述,肯定了它的办刊宗旨和学术影响力,及其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研究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刊物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时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思考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建设，既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个政党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不断提高成员的素质，不断发展健全组织，壮大组织力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研究民主党派基层工作的方法和途径，不断增强民主党派凝聚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制度构建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成熟的运行经验，社会效果良好。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并进行制度上的建构，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促使社会纠纷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     

塑造健全人格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与核心是人自身特别是青年的身心和谐。人生存于世界，需要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己身与心三重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人的身心是否和谐决定和制约着人和人关系是否和谐，而人和人之间关系是否和谐又制约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必须全力塑造青年一代健全的身心和人格。     

在视界交融中认识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普遍存在着视界狭窄的问题。对风险社会的认识,应在生态危机、工业社会变迁、时空转换等视界的交融中加以描述和理解,以形成对风险社会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市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中 ,市民社会是基础性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的特殊性得到充分表现的世界 ,因此 ,市民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化 ,它所努力创造的是一个表现个人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观念世界。市民社会的文化既不同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统一性 ,也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所欲求的思想一致性 ,而是试图在多元价值目标并存的前提条件下 ,达致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个人生活的伦理意义和不同社会主体共同的理想目标     

The Deep Roots of Libya’s Security Fragmentation

Abstract

Six years after the 2011 revolution that toppled the Gaddafi regime,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Libya is at a standstill. The fragmented security landscape fuels chronic local conflicts, lawlessness, and insecurity, and paralyzes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with destabilizing consequences on its neighbors. What explains the rapid, profound, and lasting security fragmentation that affected post-Gaddafi Libya? Notwithstanding the manifest fail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2011 confli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ecurity fragmentation in post-Gaddafi Libya is deeply rooted in domestic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particular, the Libyan economy offers almost no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country lacks a unitary government and functioning state institutions that it needs to redistribute its oil wealth.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Libyans attempt to cope with economic hardship, insecurity, and lawlessness by turning towards their family, tribe, neighborhood, or ethnic group, thereby fuel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security. Libya’s current security fragmentation and instability can be seen as part of the messy historical process of state formation. During this phas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are broker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rough localized processes of rebel governance whose realm of possible arrangements are determined by contextu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民法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共鸣

和谐社会理念与民法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哲学基础分别是“天人合一”和“泛神论”,后两者所共同蕴含的主体意识和自然理性达致了前两者的现代交汇。构建和谐社会,民法在观念重塑、人格养成、文化修正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肩负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