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律——矛盾协调律

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律是矛盾协调律,矛盾可大致分为个体内部各要素矛盾及个体与外部社会的矛盾两个方面,两大矛盾的斗争协调构成了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动力。品德形成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认知偏差、情感失衡、信念迷茫、意志不定和知行不一几种内部要素矛盾,外部矛盾则主要体现在家庭、学校、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方面。矛盾协调的总体方向是由冲突向和谐发展,由模仿向独立发展,由他律向自律发展,由个人向社会发展。     

清官“吏德”论

中国古代清官的“吏德”,是中国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廉政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吏德”,主要留存于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的警策语录中,内容比较宽泛,主要有四点：一是清正廉明的勤勉;二是知耻好洁的慎独;三是民胞物与的仁恤;四是正道直行的坚守。学习与继承古代清官的“吏德”,能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道德素养,改善执政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机制构建

在新形势下,构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机制,应当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坚持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以思想道德教育建设为重点,以培养高素质的"四有"新人为目标,积极探索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科学领导机制、理论指导机制、重点内容机制、"四位一体"机制、载体活动机制和法制教育机制。     

Does Control Make a Difference?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Shareholder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Wrongs

The doctrine of limited liability, as traditionally understood, prevents shareholders from being held personally liable for corporate wrongs. Several authors have recently argued that the doctrine should be modified to make some or all shareholders individually liable for torts committed by corporations in which they hold shares. This article distinguishes three types of argument that might provide a moral basis for shareholder liability in such cases. I contend that while these arguments support holding at least some shareholders liable for corporate torts, they fail to justify a general regime of unlimited pro rata shareholder liability. The level of control shareholders exercise over a company make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to their moral duties to compensate victims of corporate wrongdoing.     

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政治的静态结构如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是政治过程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由此,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也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融贯论、道德实在与法律——一个基于内在实在主义的整合

不同的真理理论导致不同的法律方法论。符合论实在主义的哲学会导致哲学的和自然主义的法律发现,而融贯论则是规范分析和法律解释的基础。不少哲学家认为没有脱离融贯论的符合论(如普特南)。但同时,从真理的客观性维度讲,融贯论只能保障认知的客观性,而不能获得形而上的客观性。融贯论的结果必然是相对主义。因此,法律哲学的认识论选择必然是折中的,这个折中的认识论可以由普特南的内在实在主义来承担,而内在实在主义将最终引向包容的法律实证主义。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     

“90后”大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特征解析

"90"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发展滞后的生活能力,标新立异的生活态度,贪恋当下的享受快乐;在行为方式上存在自我中心的行为取向,我行我素的行为特征,理性务实的行为作风;在思想理念上存在浓厚的民主理念,率性的自由精神,剧烈的价值冲突。对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管理相结合、人文关怀与心理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挫折教育与激励教育相结合,以帮助其健康成长。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

“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是梁启超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道德革命时,他用资产阶级的“公德”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则用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去补充资产阶级的“公德”。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是从道德革命到道德建设的深化,是思想上的前进,不是思想上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