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养成德育与健康社会文化环境建构——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以提高青少年德育实效性的思考

通过调查发现,当前一些大众传媒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价值取向和内容选择上存在着篡改和妄言历史、一味沉溺娱乐、肆意渲染情色等等问题,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被污染。要改变这种状况,把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就必须要优化社会养成环境、重视健康文化熏陶;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塑造学生的优良公民品质;加强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制度调控、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     

"吾能''慎独''否?"——论"慎独"的道德主体规定性

“慎独”是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达到的一种极高的境界．具有很强的道德主体规定性。“慎独”并非人人皆能做到，只有具有独立的道德意识、积极的自律精神和完整的道德人格。并能始终践行审慎的道德行为的人才能不断超越和完善自我，成为一位“能‘慎独’者”。     

传统德治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从产生到发展,从萌芽到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在理论上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演进,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推行。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封建统治者具有约束和警示的作用,并在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时,客观上对于中华民族注重道德理想,形成礼仪之邦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借鉴古代德治的经验,有助于当前"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方式及其奥秘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方式实现了从隐性与显性相结合、以显性为主要特征向隐性与显性相结合、以隐性为主要特征的转换,人们在日常生活条件下选择隐性化的道德表现方式和在重大事件等特殊情况下选择显性化的道德表现方式,是隐性表现方式与显性表现方式相结合的基本形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质态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道德表现方式而已.人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德表现方式,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与环境密切关联的社会道德诉求的程度、道德这一价值在社会核心价值序列中的位次、社会心理和民间舆论对人们道德行为之动机正当性的评价倾向等因素.     

“引咎辞职”：在道德自律与制度安排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本文从理清“引咎辞职”研究中几个容易混淆的问题入手，指出引咎辞职在提高行政官员和公务员队伍责任意识、行政伦理意识中的精神导向性作用，并分析公务员退出机制及权力制约机制的缺陷，解析引咎辞职目前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引咎辞职是制度安排与道德自律的统一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律：道德生活的可能性

道德律是人们道德地生活的基本法则,唯有道德律才能提供一种道德生活,也才能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我们的时代缺乏对我们生活的准则是否合乎道德法则的检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道德律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思考的维度.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指出了一种道德地生活的可能性.道德是人之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只有过一种严格的道德生活才是国民当下的道德选择,而伦理研究者的责任则尤为重要.     

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探索

中职学校要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应在德育观念、德育内容、德育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     

慎独与大学生道德人格成长——秉论和谐社会建构视域中大学生公民道德的内化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中，探讨了慎独与大学生道德人格成长的相互关系。首先，论证了和谐社会公民道德的双重性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公民道德人格的特征即为以良心和自律为主，在良心和自律中反映和遵从责任和他律。其次，分析了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养成过程中慎独的必要性，指出责任和诚信共同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和谐社会“慎独”的意义。第三，分析了“慎独”作为有效的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化途径，在塑造大学生公民道德人格方面的独特作用；进而深入分析了自由作为和谐的公民社会的特性，也成为公民道德追求的价值目标，慎独的意义就是“人为自己立法”，从道德自律走向自由。     

对法与道德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犯罪案件使法与道德面临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法与道德的几点思考,加强法与道德的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Bellamy on Dirty Hands and Lesser Evils: A Response

This article offers a response to Alex Bellamy's article 'Dirty Hands and Lesser Evils in the War on Terror'. It outlines deep errors in his claims about 'dirty hands' and 'lesser evils'. Essentially, these errors result from his failure to grapple with the complexity of dirty hands theory, coupled with his uncritical acceptance that dirty hands scenarios are essentially defined as a clash between a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 Furthermore, we argue that Bellamy's distinction between 'dirty hands' and 'lesser evils' is a spurious one since all dirty hands cases require a choice between lesser evils. In addition, we reject his claim that dirty hands makes no political sens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we then briefly examine one problematic philosophical issue which needs attention if the notion of dirty hands is to be taken seriously. Finally, we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the concept of dirty hands by applying it to the issue of torture in the so-called 'war on t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