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检察权的配置

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界定为检察监督权,只有弄清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才能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检察权的配置问题的研究,应当发轫于国家权力的配置的宏观层面,而落脚在检察内部权力体系的微观层面。检察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不宜盲目创新求变。     

“县权公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县权公开”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党内民主发展和防治县权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当前“县权公开”改革仍然面临着困境，如怎么追究违犯规定后的责任、如何处理权威与公开的关系等。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领导干部个人方面的原因。要真正实现“县权公开”，还需要相关部门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度、改革完善监督制度、规范约束县委书记权力、提高县级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等方面下工夫。     

释放警力：公安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公安管理体制，完善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减少公安管理层次，优化公安机关的运行机制，可以局部强化公安组织“条”的领导关系，畅通内部的警令，减少地方党政领导干扰警察办案，有效保障经费，．合理使用干部，合理布防和调动警力。有利于调动干警的积极性，提高警察工作效能和整体性。达到释放警力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科学地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为避免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继承和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前新形势下,权力制约的战略构想又有了新的特色。     

关于加强公安高校教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为公安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当前公安高等院校教工基层党组织建设仍面临许多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公安高等院校应当秉承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开放与创新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思路,从提高对教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认识、创新教工党员的教育形式、建立健全教工基层党组织评价机制、加强教工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公安高校教工基层党组织建设。     

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人，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