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企业文化与CRM战略实施的融合

企业实施CRM,就是要对企业与客户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进行全面管理,在实现企业客户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获得企业利润与客户需求的双赢。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全体成员共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对实施CRM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与CRM战略实施的融合,将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进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从研究议题看,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主要聚焦地区冲突,领土争端,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核安全、太空战略与网络安全,安全秩序等重要议题。在理论研究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方面都有大的提升。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过去十年研究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学者发展了一些安全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人才梯队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取得了进步。不过,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目前理论创新仍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难以满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学科碎片化和产出泡沫化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需紧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重视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通过基础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     

经济一体化与国家利益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现为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终成为完全一体化.从经济全球化到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都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策略应对,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问题思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革命和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加快民族发展能够打牢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反分裂斗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解决好民族问题,必须从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和反对分裂这几方面考虑。     

“常态性”贸易战对我国经济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产生了不利影响，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改革开 放以来，贸易摩擦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一种常态现象。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包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贸易战直接相关的产业及其就业形势不 容乐观、经济结构调整导致摩擦性失业增多等。为此，应加快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实施主动进口的贸易政策， 合理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充分利用和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同时高度重视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劳动者的 就业适应能力。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中国还是空白,涉及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把国家安全作为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员几乎没有。经过10多年的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嬗变中的欧亚战略与中国外交取向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尤以欧亚大陆初露端倪的战略合作最为引人注目。跨大西洋的分裂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而美欧关于价值观和“西方”概念等诸多分歧,也从客观上推动着欧亚大陆的加速整合。这一态势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全球战略观的根本转变,进而塑造了欧亚战略新格局的出现。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及中俄安全合作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当前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国家安全的未来规划。《2021年安全战略》与之前的2009年版、2015年版相比有较大改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外新形势与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准确把握。该安全战略呈现出涵盖面广、“综合性”强、“战略内倾”突出、“去西方化”明显等特征。自俄罗斯独立后,中俄两国就开始了安全合作,双方在政治、军事与国防、经济和能源、文化信息与科技以及地区反恐和全球战略稳定等领域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呈现出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理论上共通性强、在国家和地区及全球安全领域实践中配合默契、双方安全合作方式与途径差异明显、地区安全战略和全球安全理念存在国家利益差别等特征。今后双方将在理论创新、实践深化、区域与全球层面加强配合、推动全球安全秩序更合理及推动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创新--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的供求关系,分析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及教育行政制度的特殊性,进而指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创新特殊的意义。     

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

明清之际是贵州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开始并在总体上逐步完成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社会转型。经济上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及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冲击,政治上从土司缺席的崩溃到流官体制的确立的“改土归流”,是促成这一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