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让失踪人员游走于公力救济的边缘——立线侦查工作机制的提出与释疑

当前人口失踪现象日益严重,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阴影。失踪人员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被害而无法刑事立案启动侦查程序,也无法受到公力救济和法律保护。立线侦查工作机制的提出不但解决了对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被害案件侦查的法律程序问题,而且通过侦查模式的创新提高了侦查效率。     

论坚持“一人一籍”原则

国籍是自然人隶属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资格与身份，也是国际法学领域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或容许双重国籍，但笔者基于国情，从多方面论证後认为中国仍应坚持“一人一籍”原则；只有在此原则指导下，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才能满足新时代华人华侨的要求，切实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利益。     

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

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结合超验体验和理性确信、穿越精神虚拟和物质现实，强化主体意识和工具价值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活动。当代中国必须建构实在法、伦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体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图景，以解开僵化的“制度之网”，弥合法律文化的断裂和混乱，进而发挥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励、文化整合、凝聚和约束功能，至此从根本上验证了为现实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的不堪一击。     

论医疗犯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种与医疗相关的犯罪中均有“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规定，但是这个术语在各犯罪中意思不明确，表达不确切，内涵不统一，这与立法的统一性要求不一致。从刑法内在的统一性来看，应将该术语理解和表达为刑法上的“重伤”。     

论禁治产人与无行为能力人的当代私法命运

古老的禁治产人制度因背离当代人权保障的理念，陆续退出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典。作为继受了禁治产人制度的我国成年无行为能力人制度，除了在理念上存在着与禁治产人制度相同的问题外，在立法和适用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未来民法典对成年人应取消无行为能力人一级的司法拟制，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实行个案审查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的欠缺范围。新设监护登记替代行为能力宣告的公示方式。     

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所有权主体在民法中的归依——对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形式的重新设计

先要澄清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的概念范畴,依据我国立法,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在外延上不是一致的,法人在我国可以成为他物权主体,但不能成为所有权主体。这种状况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另外要澄清私人与自然人的概念,私人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因为它的内涵虽然意为“私”,但是“私”与“公”的比较从来是相对的,有一定参照前提的,法人中的成员相对于法人是“私”,法人是“公”;而法人相对与国家是“私”,所以用私人所有权取代自然人所有权不科学。应该根据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打破原来的所有权“三分法”,建立新“三分法”。     

论股东劳务出资的可行性及其法律规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劳务出资是指股东以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劳务作为出资取得股东身份。我国公司法修订后,劳务出资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各抒己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文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从理性人假设、博弈论分析、守法成本等几个方面对劳务出资的合理性、运用法律对劳务出资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和劳务出资法律规范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美国“应急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近年来都多次遭到自然灾害等公共突发事件的袭击而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建立了较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领域获得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单位犯罪之恒定与代罚制之检讨

97《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争议并未消解于立法的＂一锤定音＂。单位犯罪的立法化使社会存在转化为法律存在,其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单位犯罪之肯定首先在于民法上肯定单位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法律对这种实在的拟制。但是,单位犯罪单罚制中代罚制所带来的不当后果,乃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对此,应当进行深入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