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验及目标模式

中国现行政体是作为现代民主政体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完善现行人民民主政体,而非将其彻底否定,以自由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坚持、发展、完善人民民主政体的原则.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体,即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民民主政体.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下)

三、<殷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熟练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王国维成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是1917年初先后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因其所运用的方法缜密精当,解决的问题重大,为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将文化建设作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把推进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发展方针政策；重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历史经验为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当今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重要启示。     

产权社会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一种新趋向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