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与公益诉讼——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的惊喜亮点,体现出法治民主的重大进步,并从此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之门。然而,这一条款对公益诉讼主体规定得比较模糊,难以把握。之前认同度极高的检察机关并未获得法定主体资格,这将检察机关已开展多年的公益诉讼探索陷于维谷。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如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犯受教育权等问题层出不穷,法学界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呼声不断高涨,司法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也进行了各种试点,最终被纳入《民事诉讼法》,但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过于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希望以已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为基础,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相关配套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见解。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及其客观不法认定标准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在于制造并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对过失实行行为客观不法的认定,应坚持结果回避义务对行为是否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判断的决定作用;结果回避的不可能性导致结果回避义务的无效性;当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时,应否定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行为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制造并实现了不被容许的风险方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风险升高理论是对违反结果回避义务行为与不法结果在无法确证因果关系时仍应予以客观归责的补强;容许的风险和风险分配理论仅具有在立法层面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规定起理论支撑作用,在司法适用上并无有价性,而作为两者下位规则的信赖原则,实际亦是一个无用的规则。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劳工民间诉讼的困境与突破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的判决,使得二战受难者在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陷入僵局。此种境遇下＂和解＂成为战后遗留问题工作者寻求突破的无奈选择。安野和解正是在此背景下达成。虽然和解取得了如企业承认强掳劳工的历史事实、表示谢罪、经济赔偿等一些成果,但受日本政府态度的影响,和解只能存在于受难者与企业间,就必然使得和解带有不彻底性,这也恰恰成为和解饱受争议的根源。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以诉讼推动战争赔偿立法,以实现日本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上承认强掳华工法律责任基础上的全面解决,诉讼的根本目标及意义也在于此。     

Brokering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Chilean Lawyers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trategies

Rights gains for member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LGBTI) populations in Chile have been highly contentious since democratisation, indicative of the stigmatisation directed towards non‐normative 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ole of activist lawyers pursuing LGBTI rights cases through the courts, and draws on McAdam and colleagues' (2001) concept of a ‘broker’ to examine the lawyers' roles in linking previously unconnected sites within the judiciary and further afield. The analysis draws these processes together through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s of meaning‐making and how they relate to stigma, deviancy and identity.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例外 ,一般体现于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公务特权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而享有的免证特权。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律师与被告人和直系亲属间的免证特权 ,对于因涉及国家机密而享有免证特权的人员范围不宜过宽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共安全时应禁止刑事免证特权。     

从传统文化角度反思诉讼监督机制

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理念和制度设计多数停留在＂事后纠错＂的层面,导致监督走向＂对错博弈＂,使得诉讼监督的司法成本高且监督效果不佳。应从传统文化角度审视诉讼监督理念和诉讼监督运行机制,对其不足加以梳理,以利于诉讼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     

侦查程序诉讼化趋势下公安机关应对之思考

2012年我国颁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入法,增强侦辩双方的对抗,强化检察院、法院对侦查活动的审查监督,均体现了侦查程序诉讼化的趋势。公安机关应当更新侦查观念,调整执法心态,转变侦查模式,提高执法办案的精细化程度,重视培育诉讼素养,积极加以应对。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材料的法律性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涉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可以就其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监护条件等情况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材料在实践中适用的广泛性和混乱性,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的认识比较混乱,有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事实说、法庭教育材料说等观点。本文意在剖析社会调查材料的本质,挖掘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以期更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