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第3条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一规范内容的立法原意与文义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短期内,可由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本罪中的范围作适当的扩大解释,将“雇主和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主体解释在内。从长远来看,则应对立法作相应的修改完善。在单位前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却发生在其后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任内的情况下,仍可追究单位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本罪的刑事责任。     

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     

看守所地位研究——从在押人员权利保障的角度

在我国,看守所隶属于负有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这种隶属状况使得看守所内被羁押者的权利经常让位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等方面的需要,造成了取保候审异化、律师会见受阻、刑讯逼供猖獗、牢头狱霸横行的局面,已经越来越偏离世界人权保障的要求。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使其隶属于具有中立地位的司法行政机关,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看守所内被羁押者的权利被漠视甚至被侵犯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司法改革的方向。     

质押权与著作人身权权利冲突研究

当今社会,著作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利,而质权制度则是对著作权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由于著作权的二元结构,在质权行使的过程中,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会分属不同权利主体,从而造成权利冲突。在维护质押权的基本法律原理和著作权二元结构之下,法律应通过著作人身权自我限制和合理限制来解决质权与著作人身权之间的权利冲突。     

理想人格之丰碑——尼采的“超人”学说解析

本文通过对尼采"超人"学说的分析,揭示了尼采所展现的这种理想的精神超人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超人"所表现的积极的悲剧主义精神和伴随着破坏性的伟大的创造性."超人"的真正魅力在于他在悲剧中崛起,在衰败中创造.从而彻底摈弃了叔本华那种追寻涅槃寂灭,灭绝意志,超脱欲望的悲观主义.     

论加强我国政府法制机构建设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坚持行政监督,是政府工作必须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法制工作的载体,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大力加强和改进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即提高认识、健全机构、保障经费、增强素质、创新工作、强化职能,是加强对执法活动监督的重要组织基础,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     

论检察官的刑事裁量权

传统理论认为,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案件审判权的表现,只有法官才有刑事裁量权.根据现行法律和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检察官也应当充分行使刑事裁量权.检察官刑事裁量权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性.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的落实

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以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合理内涵为前提条件,以在立法中列举评判儿童最大利益的各项要素为重要内容,以建立程序性机制为重要保障。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还存在弱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地位、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因素过少、缺乏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保障等不足。我国应当在学前教育立法中凸显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法律地位,明确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标准与确定机制,制定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机制。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履行的规范化研究——基于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8条规定的阐释

基于协助税收征管的需要,平台经营者应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税务部门履行报送平台内经营者涉税信息的义务。我国《电子商务法》设置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旨在防范数字经济时代下税收征管的失灵、实现税负的公平负担。该法规定的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面临履行主体过于宽泛、履行对象含混模糊、履行内容有待明确、履行监督效果欠佳等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我国《电子商务法》施行细则,允许平台委托报送、降低初创型平台报送负担、建立跨境报送国际协调机制,以界分平台经营者职责;经由分层化管理平台内经营者与细分服务领域,以厘清该义务的履行对象范围;通过制定信息报送正面清单、明确报送部门、统一报送时间、流程和方法,以明晰该义务的履行内容;通过丰富事后行政查处机制与强化事前合规指引,以激励该义务的有效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