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

“制造社会恐怖”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 ,正确理解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犯罪目的的内容 ,以及由这一目的决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和客观特征 ,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恐怖活动犯罪 ,正确适用刑法相关规定的基本前提。     

高校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之新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价值主体的变化,价值取向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因此,在高校更新师德建设机制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加强高校教师师德修养、提高师德水平的过程中,实现师德建设机制的创新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建立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是符合教育自身规律和道德建设规律的,在实践中,应以师德认识、师德内涵认识、师德实践和师德评价等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为内容,努力建构高校互动式师德建设新机制。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决策。但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有在各个方面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才可能达成理想。这说明创新型国家的建成就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成,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先进发达国家之林这个美好理想的实现。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法治在中国的实现

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旧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法治建设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缺乏民主的基础和法治的土壤,中国只能走政府推进型道路。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属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产生了不仅注重批判,更加注重建设的建构主义理论。应用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建构主义的特色,这种以理解具体行动意义为目的的阐释学方法不同于美国建构主义对行为的实证研究。沟通行动的应用研究解决了结构与行为体互构机制的难题,避免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中的结构偏向,使行为体的施动性重回研究视野,奠定了规范内化的微观基础,从而回归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国际文化的制度化,国际制度的合法化以及国家的社会化都离不开国家间的沟通行动。另外,国际关系中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存在也使得国家间沟通行动成为可能。但是,虽然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科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但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突现现象,仍无法予以有力的解释,这也显示了沟通行动理论应用研究的局限性。     

法律解释的姿态

随着中国法理学逐渐摆脱幼稚,作为表征学术成熟产物的法律解释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法律文本的简单注解转向以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则和事实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活动不仅仅是一套将成文法运用到个案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选择,文章在先验、经验以及实践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和反思解释主体的法律解释姿态。     

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再梳理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上一个最为基本的范畴,由于理论研究视野的局限和实用主义的误导,我国行政法学界相当一部分人曾一度对我国传统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提出了诸多质疑。从完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和行政程序立法的视角来看,正确认识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至为关键。本文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具体行政行为内涵的演进出发,分析并探讨了学术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界定产生差异的原因,提出了本文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     

论奸淫幼女犯罪的"明知"--与苏力教授商榷

奸淫幼女犯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具备“明知”和“故意”,即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明知奸淫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国刑法中没有严格责任犯罪,奸淫幼女犯罪在理论上也不宜实行严格责任。完全不考虑男性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故意和明知,仅以“幼女自愿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无效”为由就认定强奸罪成立,这是典型的客观归罪。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专门规定,但仍不完善。应在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举证时限、赔偿范围的确定和同案犯在逃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上加以完善。     

我国证券投资资基金法理模式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 ,而契约型又有分离式和非分离式之别。无论哪种模式 ,证券投资基金在法理上均存在双层信托关系。在模式的选择上 ,各国注重本国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公司制度、行政监管与之密切配合。很难单纯对公司型和契约型的优劣作出评判。我国应当允许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同步竞争。在契约型中 ,为便于一般投资者理解和有利于行政监管 ,我们应采取非分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