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

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挑战。全球治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外交必须制定出应对方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参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     

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

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何定性,涉及财产罪保护法益范围、盗窃罪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内容以及《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理解等刑法理论问题。合法占有权并非一概都能对抗所有权,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果没有索赔或接受赔偿不能构成盗窃罪;反之,如果又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则构成盗窃罪。     

“南方谈话”与今日中国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处于抬脚起步阶段、大脚快步阶段和合脚正步阶段。较之于前两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当前的改革开放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将会更大,矛盾也更为集中。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发展红利,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开放。     

论现场勘验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勘验人员的安全防护理应是现场勘查技术中现场保护的主要研究内容。长期以来,对现场保护的研究只是片面强调了对现场的保护,对现场上痕迹、物品及尸体的保护,而对现场勘验人员的安全防护却仅依靠其自身的生活与工作经验,或只是师徒传承等基础之上的自发、盲目的行为。目前,在现场勘验过程中的人员伤亡事故频频发生,教训屡见不鲜,使得现场勘验人员的安全防护成为现场保护薄弱、滞后的研究领域。现场勘验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全体参与人员相互协作配合的团队工作,现场勘验人员的安全防护自然也概莫能外。     

婚姻身份协议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身份协议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出现，中国民事立法尚未对其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效力认定不一。婚姻身份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它是饱受家庭暴力、婚外情等行为困扰的女性自我保护的一种救济手段。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婚姻身份协议必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受侵害女性的权益保障命题绝不仅仅通过婚姻身份协议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国家公共政策主要是法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澳大利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澳大利亚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迫切需要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相关法律制度也应予以修改和完善。     

关于不同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策略研究

近年来各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日益扩大，但由于一些基层单位在协商策略及方法上有所欠缺，影响了效果和质量，加大对工资协商策略的研究，有利于保证协商效果，促进工资集体协商真正成为职工维权的长效机制。     

民族落后地区化解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对策探讨——以广西为例

在民族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社会分配不公之矛盾比较突出、医疗卫生事业薄弱、扶贫开发任务艰巨、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和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日渐突出、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等方面问题仍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鉴此,现阶段也就有必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夯实化解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物质基础;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构建起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安全网;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广泛开展平安建设,以便形成化解不和谐现象的社会基础。     

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之完善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强制性的多轨制,这一机制尚存在诸多弊端:费时耗力,有悖于程序正义和效益的原则;缺乏对仲裁裁决的监督,仲裁程序的职能弱化;仲裁和审判之间缺乏协调,重复审理,浪费审判资源。因此,应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工会的作用,突出调解职能,使劳动争议仲裁与民事仲裁衔接,并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

国家的制度体系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利益增长、利益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体系的核心。当前,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由政府、公众和社会各界共同讨论协商制定,最后由国家提供。